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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焦作斌,就喜欢信口开河。”
我说:“我们关停一号矿场的当天,焦作斌就跟当时的红庙乡党委书记汤吉祥打了电话,让汤吉祥马上去矿场,不要关停焦作斌的矿场。”
“汤吉祥去一号矿场了吗?”赵书记问。
“去了啊。”
“汤吉祥没说什么啊?”
“他什么都没说,见到我后,一声不吭。”
“这是怕你啊。”赵书记说。
我说:“在我办公室里,我漫不经心地问焦作斌,汤吉祥好歹是一名乡党委书记,他凭什么听你的啊,你叫他去,他就去?”
“焦作斌怎么回答?”赵书记问。
“焦作斌说,他不听我的,听谁的?他就是我养的一条狗,我要他到哪他就得到哪,我要他咬谁他就得咬谁。”
我说:“这就是焦作斌毫不隐晦,毫无顾忌地对我说的原话。信不信由你。”
我说:“焦作斌说,汤吉祥是个废物,是头蠢猪。一点问题都解决不了。”
我对焦作斌说:“不能让你重新开工,你怎么办呢?关停一天损失很大啊。”
“损失肯定很大,焦作斌怎么说?”
我说:“是啊,每天这么大的损失,焦作斌心疼啊。他问了一下,关停矿场是县环保局开的单子。他就找了环保局局长胡同方。胡同方说,只要有一个领导同意不关停,就马上撤销关停的单子。绝不耽误焦作斌一分钟时间。”
我说:“于是,焦作斌就找了他说的一圈人,包括市县说话都很有分量的领导,名单我就不一一说了。谁知道,胡同方软硬不吃。谁要他撤销关停矿场的单子,他就让谁写条子。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结果,领导们都不愿意写条子。焦作斌矿场重新开工的事,就黄了。”
我说:“焦作斌用尽了办法,毫无结果后,万不得已,找到我这里来了。”
我说:“焦作斌对我说,胡同方这个犟东西,得罪了这么多人,肯定没好果子吃。”
我说:“不知道谁跟焦作斌参谋了什么,说找谁都没有用,只有找县委书记有用。所以,焦作斌就来找我了。”
我说:“焦作斌要我跟胡同方发个话,或者,打个电话,让胡同方这个犟东西,不要继续关停他的矿场。”
“你发话了,打电话了吗?”赵书记问。
“没有,那么多有影响力的领导打电话,有的还当面说,都不管用,我说的话能管用吗?”我说。
“那你是怎么回复焦作斌的呢?”赵书记问。
“很简单啊,我对焦作斌说,你可以继续找上面的大领导啊,大领导官大权大,谁不听可以撤谁的职啊,换一个听话的局长不就行了?”
“你这是把烟筒给焦作斌钻啊。”
“不完全是,焦作斌有能力找到大干部,大领导,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我说。
“那焦作斌怎么办?”赵书记问。
“焦作斌说,算了,算了。找来找去,还是要找我,空耗油没有什么意思。”我说。
我说:“你不找人,每天那么大的损失谁负责啊?”
我说:“焦作斌说,他谁也不找了,就找我。”
我说:“你找我有什么用呢?焦作斌说,胡同方那个犟东西听我的。我说,胡同方也听那些领导们的啊。焦作斌说,领导们都不写条子啊。”
我说:“我问焦作斌,领导们为什么不写条子?焦作斌说,还不是怕把‘把柄’落在别人手上啊。”
我说:“他们那些老资格、老领导开口,胡同方都要写条子,我这个新来的,说不定还不如他们呢。你找我有什么用呢?”
我说:“焦作斌问我找谁有用?我说,找胡局长啊,单子是他开的啊,他可以开,也可以撤啊。谁家的孩子谁家抱,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铃还须系铃人啊。”
“你有点‘作弄’人啊。”赵书记说。
“没有,焦作斌说,胡同方就是要凭条子才能撤啊,不给条子,他就是不撤啊。”
“那怎么办呢?”赵书记问。
我说:“那你就自己撤啊,你好脚好手的,撤一个停工的封条就那么难吗?”
“焦作斌怎么做?他敢撤封条吗?”赵书记问。
“焦作斌不敢撤,我问他为什么不敢?”
“焦作斌怎么说?”赵书记问。
“焦作斌说,怕被罚。我说,你还知道怕啊,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怕呢。”
“唉,焦作斌这个人啊。”赵书记叹了一口气,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焦作斌这个人怎么了?你叹气干什么啊?”我问。
这个焦作斌,就喜欢信口开河。”
我说:“我们关停一号矿场的当天,焦作斌就跟当时的红庙乡党委书记汤吉祥打了电话,让汤吉祥马上去矿场,不要关停焦作斌的矿场。”
“汤吉祥去一号矿场了吗?”赵书记问。
“去了啊。”
“汤吉祥没说什么啊?”
“他什么都没说,见到我后,一声不吭。”
“这是怕你啊。”赵书记说。
我说:“在我办公室里,我漫不经心地问焦作斌,汤吉祥好歹是一名乡党委书记,他凭什么听你的啊,你叫他去,他就去?”
“焦作斌怎么回答?”赵书记问。
“焦作斌说,他不听我的,听谁的?他就是我养的一条狗,我要他到哪他就得到哪,我要他咬谁他就得咬谁。”
我说:“这就是焦作斌毫不隐晦,毫无顾忌地对我说的原话。信不信由你。”
我说:“焦作斌说,汤吉祥是个废物,是头蠢猪。一点问题都解决不了。”
我对焦作斌说:“不能让你重新开工,你怎么办呢?关停一天损失很大啊。”
“损失肯定很大,焦作斌怎么说?”
我说:“是啊,每天这么大的损失,焦作斌心疼啊。他问了一下,关停矿场是县环保局开的单子。他就找了环保局局长胡同方。胡同方说,只要有一个领导同意不关停,就马上撤销关停的单子。绝不耽误焦作斌一分钟时间。”
我说:“于是,焦作斌就找了他说的一圈人,包括市县说话都很有分量的领导,名单我就不一一说了。谁知道,胡同方软硬不吃。谁要他撤销关停矿场的单子,他就让谁写条子。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结果,领导们都不愿意写条子。焦作斌矿场重新开工的事,就黄了。”
我说:“焦作斌用尽了办法,毫无结果后,万不得已,找到我这里来了。”
我说:“焦作斌对我说,胡同方这个犟东西,得罪了这么多人,肯定没好果子吃。”
我说:“不知道谁跟焦作斌参谋了什么,说找谁都没有用,只有找县委书记有用。所以,焦作斌就来找我了。”
我说:“焦作斌要我跟胡同方发个话,或者,打个电话,让胡同方这个犟东西,不要继续关停他的矿场。”
“你发话了,打电话了吗?”赵书记问。
“没有,那么多有影响力的领导打电话,有的还当面说,都不管用,我说的话能管用吗?”我说。
“那你是怎么回复焦作斌的呢?”赵书记问。
“很简单啊,我对焦作斌说,你可以继续找上面的大领导啊,大领导官大权大,谁不听可以撤谁的职啊,换一个听话的局长不就行了?”
“你这是把烟筒给焦作斌钻啊。”
“不完全是,焦作斌有能力找到大干部,大领导,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我说。
“那焦作斌怎么办?”赵书记问。
“焦作斌说,算了,算了。找来找去,还是要找我,空耗油没有什么意思。”我说。
我说:“你不找人,每天那么大的损失谁负责啊?”
我说:“焦作斌说,他谁也不找了,就找我。”
我说:“你找我有什么用呢?焦作斌说,胡同方那个犟东西听我的。我说,胡同方也听那些领导们的啊。焦作斌说,领导们都不写条子啊。”
我说:“我问焦作斌,领导们为什么不写条子?焦作斌说,还不是怕把‘把柄’落在别人手上啊。”
我说:“他们那些老资格、老领导开口,胡同方都要写条子,我这个新来的,说不定还不如他们呢。你找我有什么用呢?”
我说:“焦作斌问我找谁有用?我说,找胡局长啊,单子是他开的啊,他可以开,也可以撤啊。谁家的孩子谁家抱,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铃还须系铃人啊。”
“你有点‘作弄’人啊。”赵书记说。
“没有,焦作斌说,胡同方就是要凭条子才能撤啊,不给条子,他就是不撤啊。”
“那怎么办呢?”赵书记问。
我说:“那你就自己撤啊,你好脚好手的,撤一个停工的封条就那么难吗?”
“焦作斌怎么做?他敢撤封条吗?”赵书记问。
“焦作斌不敢撤,我问他为什么不敢?”
“焦作斌怎么说?”赵书记问。
“焦作斌说,怕被罚。我说,你还知道怕啊,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怕呢。”
“唉,焦作斌这个人啊。”赵书记叹了一口气,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焦作斌这个人怎么了?你叹气干什么啊?”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