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假如没有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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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满子文：“舒芜绝不是悲剧人物。他确实有点像，或故意装得像是‘经历了实现自我，失落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的过程’；所断然不同的是，他的‘失落自我’正是他的‘实现自我’，对他的最不幸的是，他的‘实现自我’只实现了两年就栽了。就其终极意义说，这场实现是失败了。那失败的标识是胡风冤案的平反。正是由于这致命的失败，为了维持自己可怜的‘存在’，他才嚷着要‘回归’，回归他那学者牌的以尾巴为旗竿的土地庙了。
“拿舒芜和冯友兰等学者相提并论是比拟不伦的。这些学者只是否定自己，牺牲自己，没有为了自拔泥潭自致于青云而向当权者告密以出卖同行，怂恿并误导出一场震惊中外的冤案。因此冯友兰的失落只限于个人命运中的失落。
“献出胡风的私人信件，精摘精择并进行恶魔化处理的关于胡风反党（后改为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1955年5月13日。
“觑准了时机，提供了制造冤案求之不得的东西。舒芜完成了他的‘自我实现’，因构陷冤案成了告密标兵，报章大肆表扬，成为风云人物，到处做报告慷慨激昂地现身说法，舒芜达到了他一生中‘自我实现’的光辉的顶点。
“姚文元之辈就是看舒芜逢君之恶，咬人整人得到赏识才跟着学着而爬上去的可算是舒芜的私淑弟子，不过青出于蓝后来居上罢了。”（摘自文学自由谈？回到起点1997年第6期。）
假如没有舒芜，反胡风运动就不会有么？反右就不会搞了？文化大革命呢，是不是也不搞了？
假如没有舒芜，就不反胡风，不反右，不文化大革命，何只知识分子蒙冤，全国范围内的大小冤狱都不会铸成，那么这个舒芜真该千刀万剐，该杀，该宰，剁成肉酱！
读了文学自由谈1997年6期何满子的回到起点我的脑中便盘旋着这些念头。
记得，我刚接触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反胡风运动。揭发胡风的三批材料，以及那个著名的人民日报编者按。当时我是一篇一篇，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了，当时我刚十七岁，却感到十分震吓，不都是私人信件吗？怎能做为罪证，公开在报纸上？宪法不是规定：人民有言论通信自由吗？
是的“因构陷冤案成了告密标兵，报章大肆表扬，成为风云儿，到处做报告，慷慨激昂地现身说法，舒芜达到了他一生中‘自我实现’的光辉的顶点。”但是那时稚嫩的我，却也并不当他是英雄——我们民族的传统教育，我的良好的家庭教育，从小就在我心中扎下了根，我决不盲从。我记忆中，吕荧曾站起来替胡风辩护，当即遭到批头盖脑的挞伐，而吕荧却为我留下了永衡的印象，我赞赏吕荧！
两年以后，开展了复盖面更大的“反右运动”舒芜成了右派，我的心又是一惊，觉得这个舒芜真是悲剧人物！
是的，舒芜和冯友兰等学者文人的“自我否定”绝然不相类。所谓右派，成千上百万，哪一个不是乖乖的把帽子扣在自己头上，真心诚意地作践自己？舒芜和大多数右派也是不相类的。但是像舒芜这样的人，就不算是悲剧人物了吗？他也应当算悲剧人物，只是不同意义的悲剧人物罢了！
什么时期有什么时期的道德标准。运动来了，揭发检举，反戈一击，都是革命义举，是大义灭亲，是大大的英雄！“忠不忠”才是唯一的尺度，唯一的界限，唯一的道德标准。但像这样的“英雄”为数不是很多。反胡风不就是一个舒芜吗？历届运动，揭发检举，敢于撕破脸，面对面地打自己父兄耳光的人，也不是大多数。但一时间，他们推波助澜，威风不小，贻害无穷！
文化大革命中多少红卫兵革命小将不是从造自己家庭的反，供出自己的亲爹亲妈，而扬名的吗？就更甭提那些对同学同事亲戚朋友“反戈一击”的了。
“忠不忠”对谁“忠”？“忠于谁”？谁是主宰？谁是全知全能？谁是最大的大局？不是舒芜，不是姚文元，不是红卫兵小将，不是那些大义灭亲者，绝对不是的。就我所知那些运动中反戈一击，那些大义灭亲的英雄，抹着良心说假话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红卫兵小将当年多威风，下场好吗？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千真万确！一个一个英雄好汉，到头来都是一个一个小丑，身败名裂。这样的人，怎能不算悲剧人物呢？我以为，他们是最悲剧的悲剧人物！
小丑毕竟是小丑，他只能谄媚，被利用。假如没有舒芜，主宰者，也是要反胡风的，胡风是搞定了的。没有舒芜，可以另想办法下刀子嘛！舒芜献出的只是“私人信件”“精择精释并进行恶魔化处理”才是胡风冤狱“真正的主宰”否则“私人信件”永远是“私人信件”！
也只有政治昌明，胡风才得以平反，多少冤假错案才能够昭雪。也只有政治昌明，水落石出，算是对舒芜这类人的灵魂振救，才会有“舒芜的忏悔”！
好像是巧合，1957年19岁的我，也被划为右派，恰恰也是因为“私人信件”之前，我无意给中学班主任老师的一封信中，有同情流沙河的言辞。老师把这封信寄来北京揭发，于是我被逼令交待反动思想，从此堕入万丈深渊，我的青春，我的人生最欢乐的时光，立时化为灰烬。1997年当我重返故里，与阔别43年的中学同学蓉城相聚，都惊讶我尚活在人世！并慨叹揭发我的班主任老师，也没有逃脱划右派的可悲的命运，一辈子窝窝囊囊。
当然，我与胡风事件相距甚远，但多少有些类同。我在思索我的人生时，也很自然想到胡风，想到我的班主任，也就想到了舒芜。幸运的是我的年龄比胡风，要小得多，所以我活着。（写于北京东高地1998年8月8日3/28/07修改，1/16/08再修改。）
何满子文：“舒芜绝不是悲剧人物。他确实有点像，或故意装得像是‘经历了实现自我，失落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的过程’；所断然不同的是，他的‘失落自我’正是他的‘实现自我’，对他的最不幸的是，他的‘实现自我’只实现了两年就栽了。就其终极意义说，这场实现是失败了。那失败的标识是胡风冤案的平反。正是由于这致命的失败，为了维持自己可怜的‘存在’，他才嚷着要‘回归’，回归他那学者牌的以尾巴为旗竿的土地庙了。
“拿舒芜和冯友兰等学者相提并论是比拟不伦的。这些学者只是否定自己，牺牲自己，没有为了自拔泥潭自致于青云而向当权者告密以出卖同行，怂恿并误导出一场震惊中外的冤案。因此冯友兰的失落只限于个人命运中的失落。
“献出胡风的私人信件，精摘精择并进行恶魔化处理的关于胡风反党（后改为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1955年5月13日。
“觑准了时机，提供了制造冤案求之不得的东西。舒芜完成了他的‘自我实现’，因构陷冤案成了告密标兵，报章大肆表扬，成为风云人物，到处做报告慷慨激昂地现身说法，舒芜达到了他一生中‘自我实现’的光辉的顶点。
“姚文元之辈就是看舒芜逢君之恶，咬人整人得到赏识才跟着学着而爬上去的可算是舒芜的私淑弟子，不过青出于蓝后来居上罢了。”（摘自文学自由谈？回到起点1997年第6期。）
假如没有舒芜，反胡风运动就不会有么？反右就不会搞了？文化大革命呢，是不是也不搞了？
假如没有舒芜，就不反胡风，不反右，不文化大革命，何只知识分子蒙冤，全国范围内的大小冤狱都不会铸成，那么这个舒芜真该千刀万剐，该杀，该宰，剁成肉酱！
读了文学自由谈1997年6期何满子的回到起点我的脑中便盘旋着这些念头。
记得，我刚接触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反胡风运动。揭发胡风的三批材料，以及那个著名的人民日报编者按。当时我是一篇一篇，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了，当时我刚十七岁，却感到十分震吓，不都是私人信件吗？怎能做为罪证，公开在报纸上？宪法不是规定：人民有言论通信自由吗？
是的“因构陷冤案成了告密标兵，报章大肆表扬，成为风云儿，到处做报告，慷慨激昂地现身说法，舒芜达到了他一生中‘自我实现’的光辉的顶点。”但是那时稚嫩的我，却也并不当他是英雄——我们民族的传统教育，我的良好的家庭教育，从小就在我心中扎下了根，我决不盲从。我记忆中，吕荧曾站起来替胡风辩护，当即遭到批头盖脑的挞伐，而吕荧却为我留下了永衡的印象，我赞赏吕荧！
两年以后，开展了复盖面更大的“反右运动”舒芜成了右派，我的心又是一惊，觉得这个舒芜真是悲剧人物！
是的，舒芜和冯友兰等学者文人的“自我否定”绝然不相类。所谓右派，成千上百万，哪一个不是乖乖的把帽子扣在自己头上，真心诚意地作践自己？舒芜和大多数右派也是不相类的。但是像舒芜这样的人，就不算是悲剧人物了吗？他也应当算悲剧人物，只是不同意义的悲剧人物罢了！
什么时期有什么时期的道德标准。运动来了，揭发检举，反戈一击，都是革命义举，是大义灭亲，是大大的英雄！“忠不忠”才是唯一的尺度，唯一的界限，唯一的道德标准。但像这样的“英雄”为数不是很多。反胡风不就是一个舒芜吗？历届运动，揭发检举，敢于撕破脸，面对面地打自己父兄耳光的人，也不是大多数。但一时间，他们推波助澜，威风不小，贻害无穷！
文化大革命中多少红卫兵革命小将不是从造自己家庭的反，供出自己的亲爹亲妈，而扬名的吗？就更甭提那些对同学同事亲戚朋友“反戈一击”的了。
“忠不忠”对谁“忠”？“忠于谁”？谁是主宰？谁是全知全能？谁是最大的大局？不是舒芜，不是姚文元，不是红卫兵小将，不是那些大义灭亲者，绝对不是的。就我所知那些运动中反戈一击，那些大义灭亲的英雄，抹着良心说假话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红卫兵小将当年多威风，下场好吗？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千真万确！一个一个英雄好汉，到头来都是一个一个小丑，身败名裂。这样的人，怎能不算悲剧人物呢？我以为，他们是最悲剧的悲剧人物！
小丑毕竟是小丑，他只能谄媚，被利用。假如没有舒芜，主宰者，也是要反胡风的，胡风是搞定了的。没有舒芜，可以另想办法下刀子嘛！舒芜献出的只是“私人信件”“精择精释并进行恶魔化处理”才是胡风冤狱“真正的主宰”否则“私人信件”永远是“私人信件”！
也只有政治昌明，胡风才得以平反，多少冤假错案才能够昭雪。也只有政治昌明，水落石出，算是对舒芜这类人的灵魂振救，才会有“舒芜的忏悔”！
好像是巧合，1957年19岁的我，也被划为右派，恰恰也是因为“私人信件”之前，我无意给中学班主任老师的一封信中，有同情流沙河的言辞。老师把这封信寄来北京揭发，于是我被逼令交待反动思想，从此堕入万丈深渊，我的青春，我的人生最欢乐的时光，立时化为灰烬。1997年当我重返故里，与阔别43年的中学同学蓉城相聚，都惊讶我尚活在人世！并慨叹揭发我的班主任老师，也没有逃脱划右派的可悲的命运，一辈子窝窝囊囊。
当然，我与胡风事件相距甚远，但多少有些类同。我在思索我的人生时，也很自然想到胡风，想到我的班主任，也就想到了舒芜。幸运的是我的年龄比胡风，要小得多，所以我活着。（写于北京东高地1998年8月8日3/28/07修改，1/16/08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