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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明亮的眼神，所感知的也是很有限
1
四月十四日，我再次晕倒床边。醒来时不知道过了多久，天还亮着，但已经开始发黑。唱片散了一地，大概是身体倒下来时撞翻的。看了日历，在这一天的日历纸上画了一个问号，问号下面再画两把叉。我用这个标记记下我发生这种晕厥的日期，看看在这一年的日历本上，已经有三个这样的标记，另两次分别出现在一月和二月。
这是一种奇怪的病。但我丝毫找不到它为何出现在我身上的理由，我很正常的生活，既没节制饮食也没营养过剩，除了白天睡觉晚上上班，和大多数人没有什么不同。可是这种奇怪的病还是找上了我，无任何征兆的就失去知觉。起先的时候还只是眼前出现一片模糊的现象，在大概一两分钟内看不清伸在面前的手指。这种现象在十九岁那年高考过后第一次出现。在卫生间里淋浴的时候突然眼前一黑看不见东西，就像有人恶作剧般关了电灯开关一样，只能听到水在头顶轰轰流下，使劲晃动自己的手指，好一会才看清楚：这是二！那个时候很害怕自己会失明，想到有可能变成永远变成见不到光明的人，对我来说是多么令人悲伤和恐怖的事。
可是这种悲伤和恐怖我从不敢对家人说起，特别是母亲。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陷入在自己难以承受的伤感中。人到中年却突然遭逢下岗，从每天朝九晚五的生活变成呆在家里无事可做，这种转变是她不能接受的。母亲既不会打牌，电视也少看，现在便只有整天把心思花在打毛衣上，把我和弟弟的毛衣从衣柜里翻出来，打了又拆、拆了又打。每次看着她坐在椅子上沉默的圈毛线的样子，很心酸。
顺便说说我的家庭。
一位母亲，两位父亲，我，还有弟弟。我八岁那年，我的生父在一个喝醉了酒的夜晚开着卡车滑下了山崖，没有抢救过来。一年之后弟弟跟着现在的父亲来到这个家。我现在的父亲是一所中学图书馆的管理员，每天面对的只是安静的读者，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他的话一向就很少。每天回到家里，他只是看报纸、抽烟，有时关切一下我们的学习。但从来不曾对我动怒，如果遇上我犯了事，他一句话不说，在旁边不停地抽烟，吐出一个一个无可奈何的烟圈。在日常的生活里，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很少称呼他为父亲。印象中有一次，当我得知自己考上了高中的时候，兴奋的叫了他一声爸爸。那天晚上他就带着我们一家人去了饭店吃烤鸭。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对现在的父亲更多的是尊重，亲切不起来。他是一个沉默坚韧的男人，这是我之后对他的评价。
弟弟比我小五岁，听话，学习认真，我们经常像亲兄弟一样在一起打打闹闹。邻居们都说我们长得很像，都是大大的眼睛，挺拔的鼻梁，好像天生就是亲人一般。
然而很多东西不能只看外表，再明亮的眼神，所感知的也是很有限，或许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只有自己知道。我有很多自己也不能明白的事一直不想对任何人说起。
回到四月十四日。
收拾好地上的唱片，我拨了号码给卡打电话。其实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但是总觉得非说不可。
“四月十四日，”记下了标记，我给卡打电话。“我今天又晕了一回。”
“没事吧，你？”卡关切的问过来。
“没事，醒来了，不然怎么给你打电话”
“要不要我过来看看？”
“算了，就在电话里聊吧。”
“你真的没事？”
“有事你来了也不管用吧。”
“倒也是。”
“确实是。”
“再见。”
“嗯，再见。”
放下电话，看到窗外的天完全黑上来了，我又要开始工作。
2
来到这个城市已经两年零七个月，第二个春节我回了一次家，悄悄回去的。没有谁会觉得惊喜或是意外，他们更多的以为，我迟早要回家来。
我沿着当时出来的路回家，当初离家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年高考之后，分数线公布下来，我十拿九稳的考上了一所普通的公立大学。学校在一个极不情愿去的地方，我对它的失望从踏进校门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息过。在学校里开始被无聊的课程左右，满篇不切实际的“辨证”与“论”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未来要与这些东西扯上关系。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人过着平凡安稳的生活，从没想过要变成什么哲学家。我天生甘于平凡。
一年之后，同一个班的人中开始有人男欢女爱，有人徒装潇洒、有人卖弄深沉，更多的人则无所事事像游魂一样随处浮离。这时候我故意犯下了一个严重致退学的错误，从而了无牵挂的走出了校门。
记得那一刻的天有些刺眼，要是阴天或者下雨多好。但可惜不是。
我一个人回到了家，想着我的阴天和雨天。家里一片惊愕，即而沉默，沉默之后便是如同凝固般的忧伤。母亲流眼泪，父亲一支接一支的抽烟，眼睛火红，弟弟在阳台上拍篮球，拍了几下之后放下球一脸不解的坐进来。
“怎么好端端的大学不上呢？”父亲问。
“对那边不满意。”我说。
“别人考几次都考不上，你怎么唉”母亲叹息。
我无言以对。
弟弟看着我好像也有话要说，但最后他没开口。弟弟已经开始上高中，现在的他也懂得了说话前的察言观色。他的成绩一直不比我差，将来很有可能考上好一所的大学，或许他才能当得上这个家的希望。我知道我不是。
后来的决定是，我外出去找一份工作。学校是不可能再去念了，如果有心的话再考个自学考试，这是我做出的唯一能让家人接受的选择。
家里给了两千块钱，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后的事。
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火车顺着纬度方向往东行驶把我带到了这里。行车途中一直在听音乐，反反复复的听，不厌其烦，物是人非，直到随身听的电池用尽。那首孽子的配乐主题曲问一直在耳边低吟。
问？
背叛还是逃亡。
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景物让我想起很多东西。母亲的眼泪，父亲沉默的烟，弟弟的脸。
3
在这里遇到卡是没想到的事。就像我一开始也没有打算到这里来，而是准备去另一个更远的城市。火车在这个站台停靠时我下来买面包和矿泉水，返回时被工作人员拦着要查票，票在身上没找到。这时火车开动了。
已经有两个月没有交房租，都不好意思面对房东老太太那张藏着愠色的脸。这个夜里，我来到路边的大排档，想熬到晚上十点以后再回去，那时候老太太应该已经睡了。
我好一会都没找到位置。大排档的人很多，人挤着人。
“坐这里！”一个青年向我招呼，他自我介绍。
“我叫卡，你叫什么名字？”
“叫我桑。”我说。
“怎么叫这个名字，挺奇怪的。”
“你不也一样，父母取的，自己也管不了。”
“倒也是。”叫卡的青年把他的包挪开让我在旁边坐下。
估计没错的话，卡和我的年龄差不多。他着装不俗，清一色的名牌，有钱人的样子；但又不像学生，他染着褐色的头发，手上有刺青。可不知怎么却给人亲切的感觉。我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你是外地人吧？”卡问我。
“何以见得？口音吗？”我说。
“不，当然口音也是一点原因，但主要是眼神。”
“眼神？”我不解。
“眼神不像本地人，刚才你找坐位时我就看出来了。”卡说“你的眼神里没有着落。”
真的吗？
我一直都在很小心的隐藏，没想到一个不经意的眼神就让自己暴光。
这时我要的面条端上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素面。
“就吃这个？”卡说“没钱用了？”
我低头吃面不做声，不想回答他。这半年来家里给的两千块只剩下八百，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还欠着房租和水电费。我确实是没钱了。
“服务员，来两罐啤酒。”卡向服务员招手。
“我不喝酒的。”
“没关系，我这有几个小菜还不错，就当交个朋友吧。”
那餐饭后，我和卡成了朋友。
随之而来的是我的经济问题也得到解决。在得知我喜欢音乐而且还没有找到工作后，卡给了我一张名片。我按着名片所指来到一家夜总会，经理做了一个简单的面试，我便成了那里的一名dj。每个晚上当我上班的时候，戴上耳麦，在各种旋律交织的时间与空间里，看着人们在里面喝酒、谈笑、扭着屁股跳舞。我拿一个月两千块的工资。
4
夜总会里有个唱歌的女孩叫莎莎，谈不上很漂亮，但给人的感觉很纯净。她常常在表演台上对着麦克风唱王菲和邓丽君的歌。“我只爱陌生人oh，我只爱陌生人”
在头几个月里我和莎莎不是很熟，几乎没讲过话，见面时也是相互一笑算是打招呼。在我看来她应该是当地某所艺术学校的学生，课余来夜总会兼职唱歌。而对于在校的学生，我总是不那么与之谈得来。
那一天晚上，我在夜总会把一首叫做水蓝色幻想的曲子一连播了三遍。那是一首节奏相当慢而舒缓的曲子。第一遍播放时，习惯了激昂节奏的客人们纷纷对这突如其来的慢节奏表示不满，他们不知道在这样的曲调里怎样摆动自己的胳膊，有人吹起了口哨；我没管，继续放音乐。一曲结束后，沉默的大厅里竟然喝起彩来。有人要求放第二遍，我就放了第二遍。第二遍放完后，又要求再放一遍，我调好音响，第三遍开始。
这时一杯果汁放在我面前，莎莎就站在旁边。
“真的不错。”她笑着说。
“我？还是这音乐？”我拿过果汁喝起来。
“都是，都挺好的，”她继续笑“真的，不骗你。”
是吗。呵呵。两个人看着对方只是笑。
后来的交谈中我知道了莎莎的身世。她并不是什么来打零工的学生，她从农村来的，家里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为了养家，她高中毕业就出来唱歌挣钱。
“家里很穷，不那样的话弟妹的学费都交不起。”莎莎说。
“你真是个好姐姐。”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被莎莎感动了。同时，一丝好感也莫名在心里浮起。
半个月后，我开始和莎莎正式交往。每个周末她都会来我的住处，为我洗衣服、拖地、整理床被。虽然这些事情我自己也能做得很好，但是在莎莎面前，我竟然不知怎么去拒绝。
卡也常常来我的房子里玩，带来两罐啤酒和一些酒店的外卖小吃。我们常常就这样喝着酒看着电视玩通宵。卡的身上有一种很张扬的快乐。这种快乐很容易感染到我和莎莎，我小小的房间里笑声不断。
卡和我都很喜欢到河边去玩，有时我们三个人坐在这个城市的一条河堤上。莎莎做裁判，我和卡比赛打水漂，扁平的小石子从手中迅速滑出，在水面上欢快轻盈的跳跃。石子划破水面，激起细小的波浪。那个时候的... -->>
再明亮的眼神，所感知的也是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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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四日，我再次晕倒床边。醒来时不知道过了多久，天还亮着，但已经开始发黑。唱片散了一地，大概是身体倒下来时撞翻的。看了日历，在这一天的日历纸上画了一个问号，问号下面再画两把叉。我用这个标记记下我发生这种晕厥的日期，看看在这一年的日历本上，已经有三个这样的标记，另两次分别出现在一月和二月。
这是一种奇怪的病。但我丝毫找不到它为何出现在我身上的理由，我很正常的生活，既没节制饮食也没营养过剩，除了白天睡觉晚上上班，和大多数人没有什么不同。可是这种奇怪的病还是找上了我，无任何征兆的就失去知觉。起先的时候还只是眼前出现一片模糊的现象，在大概一两分钟内看不清伸在面前的手指。这种现象在十九岁那年高考过后第一次出现。在卫生间里淋浴的时候突然眼前一黑看不见东西，就像有人恶作剧般关了电灯开关一样，只能听到水在头顶轰轰流下，使劲晃动自己的手指，好一会才看清楚：这是二！那个时候很害怕自己会失明，想到有可能变成永远变成见不到光明的人，对我来说是多么令人悲伤和恐怖的事。
可是这种悲伤和恐怖我从不敢对家人说起，特别是母亲。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陷入在自己难以承受的伤感中。人到中年却突然遭逢下岗，从每天朝九晚五的生活变成呆在家里无事可做，这种转变是她不能接受的。母亲既不会打牌，电视也少看，现在便只有整天把心思花在打毛衣上，把我和弟弟的毛衣从衣柜里翻出来，打了又拆、拆了又打。每次看着她坐在椅子上沉默的圈毛线的样子，很心酸。
顺便说说我的家庭。
一位母亲，两位父亲，我，还有弟弟。我八岁那年，我的生父在一个喝醉了酒的夜晚开着卡车滑下了山崖，没有抢救过来。一年之后弟弟跟着现在的父亲来到这个家。我现在的父亲是一所中学图书馆的管理员，每天面对的只是安静的读者，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他的话一向就很少。每天回到家里，他只是看报纸、抽烟，有时关切一下我们的学习。但从来不曾对我动怒，如果遇上我犯了事，他一句话不说，在旁边不停地抽烟，吐出一个一个无可奈何的烟圈。在日常的生活里，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很少称呼他为父亲。印象中有一次，当我得知自己考上了高中的时候，兴奋的叫了他一声爸爸。那天晚上他就带着我们一家人去了饭店吃烤鸭。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对现在的父亲更多的是尊重，亲切不起来。他是一个沉默坚韧的男人，这是我之后对他的评价。
弟弟比我小五岁，听话，学习认真，我们经常像亲兄弟一样在一起打打闹闹。邻居们都说我们长得很像，都是大大的眼睛，挺拔的鼻梁，好像天生就是亲人一般。
然而很多东西不能只看外表，再明亮的眼神，所感知的也是很有限，或许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只有自己知道。我有很多自己也不能明白的事一直不想对任何人说起。
回到四月十四日。
收拾好地上的唱片，我拨了号码给卡打电话。其实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但是总觉得非说不可。
“四月十四日，”记下了标记，我给卡打电话。“我今天又晕了一回。”
“没事吧，你？”卡关切的问过来。
“没事，醒来了，不然怎么给你打电话”
“要不要我过来看看？”
“算了，就在电话里聊吧。”
“你真的没事？”
“有事你来了也不管用吧。”
“倒也是。”
“确实是。”
“再见。”
“嗯，再见。”
放下电话，看到窗外的天完全黑上来了，我又要开始工作。
2
来到这个城市已经两年零七个月，第二个春节我回了一次家，悄悄回去的。没有谁会觉得惊喜或是意外，他们更多的以为，我迟早要回家来。
我沿着当时出来的路回家，当初离家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年高考之后，分数线公布下来，我十拿九稳的考上了一所普通的公立大学。学校在一个极不情愿去的地方，我对它的失望从踏进校门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息过。在学校里开始被无聊的课程左右，满篇不切实际的“辨证”与“论”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未来要与这些东西扯上关系。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人过着平凡安稳的生活，从没想过要变成什么哲学家。我天生甘于平凡。
一年之后，同一个班的人中开始有人男欢女爱，有人徒装潇洒、有人卖弄深沉，更多的人则无所事事像游魂一样随处浮离。这时候我故意犯下了一个严重致退学的错误，从而了无牵挂的走出了校门。
记得那一刻的天有些刺眼，要是阴天或者下雨多好。但可惜不是。
我一个人回到了家，想着我的阴天和雨天。家里一片惊愕，即而沉默，沉默之后便是如同凝固般的忧伤。母亲流眼泪，父亲一支接一支的抽烟，眼睛火红，弟弟在阳台上拍篮球，拍了几下之后放下球一脸不解的坐进来。
“怎么好端端的大学不上呢？”父亲问。
“对那边不满意。”我说。
“别人考几次都考不上，你怎么唉”母亲叹息。
我无言以对。
弟弟看着我好像也有话要说，但最后他没开口。弟弟已经开始上高中，现在的他也懂得了说话前的察言观色。他的成绩一直不比我差，将来很有可能考上好一所的大学，或许他才能当得上这个家的希望。我知道我不是。
后来的决定是，我外出去找一份工作。学校是不可能再去念了，如果有心的话再考个自学考试，这是我做出的唯一能让家人接受的选择。
家里给了两千块钱，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后的事。
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火车顺着纬度方向往东行驶把我带到了这里。行车途中一直在听音乐，反反复复的听，不厌其烦，物是人非，直到随身听的电池用尽。那首孽子的配乐主题曲问一直在耳边低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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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景物让我想起很多东西。母亲的眼泪，父亲沉默的烟，弟弟的脸。
3
在这里遇到卡是没想到的事。就像我一开始也没有打算到这里来，而是准备去另一个更远的城市。火车在这个站台停靠时我下来买面包和矿泉水，返回时被工作人员拦着要查票，票在身上没找到。这时火车开动了。
已经有两个月没有交房租，都不好意思面对房东老太太那张藏着愠色的脸。这个夜里，我来到路边的大排档，想熬到晚上十点以后再回去，那时候老太太应该已经睡了。
我好一会都没找到位置。大排档的人很多，人挤着人。
“坐这里！”一个青年向我招呼，他自我介绍。
“我叫卡，你叫什么名字？”
“叫我桑。”我说。
“怎么叫这个名字，挺奇怪的。”
“你不也一样，父母取的，自己也管不了。”
“倒也是。”叫卡的青年把他的包挪开让我在旁边坐下。
估计没错的话，卡和我的年龄差不多。他着装不俗，清一色的名牌，有钱人的样子；但又不像学生，他染着褐色的头发，手上有刺青。可不知怎么却给人亲切的感觉。我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你是外地人吧？”卡问我。
“何以见得？口音吗？”我说。
“不，当然口音也是一点原因，但主要是眼神。”
“眼神？”我不解。
“眼神不像本地人，刚才你找坐位时我就看出来了。”卡说“你的眼神里没有着落。”
真的吗？
我一直都在很小心的隐藏，没想到一个不经意的眼神就让自己暴光。
这时我要的面条端上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素面。
“就吃这个？”卡说“没钱用了？”
我低头吃面不做声，不想回答他。这半年来家里给的两千块只剩下八百，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还欠着房租和水电费。我确实是没钱了。
“服务员，来两罐啤酒。”卡向服务员招手。
“我不喝酒的。”
“没关系，我这有几个小菜还不错，就当交个朋友吧。”
那餐饭后，我和卡成了朋友。
随之而来的是我的经济问题也得到解决。在得知我喜欢音乐而且还没有找到工作后，卡给了我一张名片。我按着名片所指来到一家夜总会，经理做了一个简单的面试，我便成了那里的一名dj。每个晚上当我上班的时候，戴上耳麦，在各种旋律交织的时间与空间里，看着人们在里面喝酒、谈笑、扭着屁股跳舞。我拿一个月两千块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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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总会里有个唱歌的女孩叫莎莎，谈不上很漂亮，但给人的感觉很纯净。她常常在表演台上对着麦克风唱王菲和邓丽君的歌。“我只爱陌生人oh，我只爱陌生人”
在头几个月里我和莎莎不是很熟，几乎没讲过话，见面时也是相互一笑算是打招呼。在我看来她应该是当地某所艺术学校的学生，课余来夜总会兼职唱歌。而对于在校的学生，我总是不那么与之谈得来。
那一天晚上，我在夜总会把一首叫做水蓝色幻想的曲子一连播了三遍。那是一首节奏相当慢而舒缓的曲子。第一遍播放时，习惯了激昂节奏的客人们纷纷对这突如其来的慢节奏表示不满，他们不知道在这样的曲调里怎样摆动自己的胳膊，有人吹起了口哨；我没管，继续放音乐。一曲结束后，沉默的大厅里竟然喝起彩来。有人要求放第二遍，我就放了第二遍。第二遍放完后，又要求再放一遍，我调好音响，第三遍开始。
这时一杯果汁放在我面前，莎莎就站在旁边。
“真的不错。”她笑着说。
“我？还是这音乐？”我拿过果汁喝起来。
“都是，都挺好的，”她继续笑“真的，不骗你。”
是吗。呵呵。两个人看着对方只是笑。
后来的交谈中我知道了莎莎的身世。她并不是什么来打零工的学生，她从农村来的，家里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为了养家，她高中毕业就出来唱歌挣钱。
“家里很穷，不那样的话弟妹的学费都交不起。”莎莎说。
“你真是个好姐姐。”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被莎莎感动了。同时，一丝好感也莫名在心里浮起。
半个月后，我开始和莎莎正式交往。每个周末她都会来我的住处，为我洗衣服、拖地、整理床被。虽然这些事情我自己也能做得很好，但是在莎莎面前，我竟然不知怎么去拒绝。
卡也常常来我的房子里玩，带来两罐啤酒和一些酒店的外卖小吃。我们常常就这样喝着酒看着电视玩通宵。卡的身上有一种很张扬的快乐。这种快乐很容易感染到我和莎莎，我小小的房间里笑声不断。
卡和我都很喜欢到河边去玩，有时我们三个人坐在这个城市的一条河堤上。莎莎做裁判，我和卡比赛打水漂，扁平的小石子从手中迅速滑出，在水面上欢快轻盈的跳跃。石子划破水面，激起细小的波浪。那个时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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