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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达广州的时候，天空晦暗，清晨的街灯仍然亮闪闪的。4月的天气有点凉意。我独自一个人坐在华南师范大学的图书馆楼梯上等待人们的上班。早起的大学生行色匆匆，校园小路到处都闪现着他们迷离的身影。但所有的办公室还紧锁着门，静极了。
没有人接应我，只有我和我的行李箱。我们等了整整两个小时。我在文学院大楼四周围徘徊，在能见得到行李的树下、草场和路边蹬下或站着。磁砖铺就的小路很长，直挺挺的，两旁是青茂的玉兰花树，还有高大的皂夹树。老教授们喜欢在这条路上做早课——散步或小跑。
“中学骨干教师培训班如何报到？”几次拨电话没有人接应后，我冒昧地闻。
“你是来学习的？”一位老者给我回话，我注意到他肌肉松驰，鹤发满头都是。“要等到七点半上班，不，起码是八点半。”
他挪到我的右侧，仍原地小跑着，好像他要决意以这种方式暗示：这是一种很有效的锻炼方式，他永远不会放弃或松懈。
“我是搞地理教学和研究的，”他很机械地介绍他的情况来“我有三个项目拿过科研奖，要是您愿意打消寂寞的话，我曾收到过市长秘书的邀请函，参加一个研讨会，后来呢，因为要交昂贵的会务费——什么都是钱，我就知道这些东西不值得一顾了。再后来呢，我决定多举行一些讲座”
“你业绩真够多，足以授予革命烈士了。”
一个声音忽然传来。我们很快注意到，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穿着溜冰鞋，箭一般通过我们中间。他染一头红发，上身穿一件长过大腿的黑衬衫，外面套着短短的白t恤，下身穿着肥裤子，散着裤腿。滑起路来，裤腿像扫把一样扫过地板。老先生日瞪口呆，停住了小跑，一丝惊愕的表’睛掠过了他的脸。
“越来越不像话。”很久，老先生才收回那眺望的目光，脸容认真、严肃，又生气地瞧着小男孩消失的路端，好像打算把他痛骂一顿，但他很快开始了他的原地小跑，步履茫然又急追。
“其实也不能全怪他，都是我们大人的行为这样规范他的。”他好像自言自语地向我这位陌生人看过来，又低下头去看了看他的脚步，仿佛踩车的人探下脑袋去瞧他的车轮是否转动一样，很别扭。
“这座城市，”他漫不经心地说“即使你去过世界上所有历史的城市，到了这里还是会一样，豪华的建筑，熙来攘往的人群，油嘴滑舌的商贩，都是一样，是不是？”
他是要我回答吗？我拧起眉毛，不知所措，我实在想不出比“也许”更好的答案。我说：“也许是吧。”
“你大概还不知道。”老先生分明很失望，他沉思着，又很健谈地接着说下去，好让我能够理解他。“你看这里人来人往，行色匆匆，他们忙什么去你知道吗？他们根本不需要与我们勾通。我们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我常常形容自己是个可怜的人，跌倒了，到处碰壁，不认识任何人，水远不知道跟谁说话”
老先生越说越显得健谈，显得激情，显得精神烁然。我想他所描述的情景就像1746年的盂德斯鸠一样糟。“对我来讲，随着我的作品的增加，我的精力日渐衰退。然而我将近写好了十八本书，还有八本等待修改。”孟德斯鸠因此双眼白内障，工作极为不便，他把自己描绘成“可怜的人”、“永不知道跟谁说话的人”人们不关注他是谁，书商甚至也不认得他，但他们逢人便说：“先生，请给我写一本波斯人信札吧。”这本书给他们带来暴利。几百年来，这地球上的形体被不可理喻它的人们肆意雕刻琢，但有些东西任谁也不能改变。孟德斯鸠永远活在某些人的心里，书商也还会逢人便说：“先生，请给我写一本波斯人信札吧。”
于是我不再犹豫。“我和你的心情一样。”我向老先生点点头。
这回，他晰白的脸立时通红了血。他用着几乎被哽住的声音向我表示他的回答：“你是我唯一的好朋友。”
他已经停下那双腿的运动，凑近我，抚了抚我的肩膀“你带笔吗？”他说。没等我回话，便从我的上衣袋里拿出钢笔，庄严地看了我一眼，就握着我的手。“瓣开你的手。”啊，他要在我的掌心写下什么了。
“85217191”把我的手捧起至胸前，他写道“你的朋友，陈大伟”
我生动地看起他写字的样子，深思起来。
我都二十多岁了我想，要是跟一个受过教育的八十岁老头子比一比，有多大的不同啊！他有知识，有信仰，有智慧，有过成就。
我会不计较这个区别的，就跟这座城市的大光明和小影儿也得了原谅一样我回想当初我交朋友时，往往因为他（她）无意中的一句听起来不诚实的话，因为他（她）没有爽快地斟完一杯酒，因为他（她）不陪我去吃牛肉串，就丢开他（她）。现在我自觉地不计较了这一切，倒不是出于克制自己，而且仿佛他（她）的事情也就是我的事情似的；有许多从前会使我讨厌的事情，现在却让我感动。这都是出于我对自己身上所缺少的东西的热爱。因此我诚恳地向那位老先生伸出我的手，并且非常感激地：“我一定去找你。”
我抵达广州的时候，天空晦暗，清晨的街灯仍然亮闪闪的。4月的天气有点凉意。我独自一个人坐在华南师范大学的图书馆楼梯上等待人们的上班。早起的大学生行色匆匆，校园小路到处都闪现着他们迷离的身影。但所有的办公室还紧锁着门，静极了。
没有人接应我，只有我和我的行李箱。我们等了整整两个小时。我在文学院大楼四周围徘徊，在能见得到行李的树下、草场和路边蹬下或站着。磁砖铺就的小路很长，直挺挺的，两旁是青茂的玉兰花树，还有高大的皂夹树。老教授们喜欢在这条路上做早课——散步或小跑。
“中学骨干教师培训班如何报到？”几次拨电话没有人接应后，我冒昧地闻。
“你是来学习的？”一位老者给我回话，我注意到他肌肉松驰，鹤发满头都是。“要等到七点半上班，不，起码是八点半。”
他挪到我的右侧，仍原地小跑着，好像他要决意以这种方式暗示：这是一种很有效的锻炼方式，他永远不会放弃或松懈。
“我是搞地理教学和研究的，”他很机械地介绍他的情况来“我有三个项目拿过科研奖，要是您愿意打消寂寞的话，我曾收到过市长秘书的邀请函，参加一个研讨会，后来呢，因为要交昂贵的会务费——什么都是钱，我就知道这些东西不值得一顾了。再后来呢，我决定多举行一些讲座”
“你业绩真够多，足以授予革命烈士了。”
一个声音忽然传来。我们很快注意到，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穿着溜冰鞋，箭一般通过我们中间。他染一头红发，上身穿一件长过大腿的黑衬衫，外面套着短短的白t恤，下身穿着肥裤子，散着裤腿。滑起路来，裤腿像扫把一样扫过地板。老先生日瞪口呆，停住了小跑，一丝惊愕的表’睛掠过了他的脸。
“越来越不像话。”很久，老先生才收回那眺望的目光，脸容认真、严肃，又生气地瞧着小男孩消失的路端，好像打算把他痛骂一顿，但他很快开始了他的原地小跑，步履茫然又急追。
“其实也不能全怪他，都是我们大人的行为这样规范他的。”他好像自言自语地向我这位陌生人看过来，又低下头去看了看他的脚步，仿佛踩车的人探下脑袋去瞧他的车轮是否转动一样，很别扭。
“这座城市，”他漫不经心地说“即使你去过世界上所有历史的城市，到了这里还是会一样，豪华的建筑，熙来攘往的人群，油嘴滑舌的商贩，都是一样，是不是？”
他是要我回答吗？我拧起眉毛，不知所措，我实在想不出比“也许”更好的答案。我说：“也许是吧。”
“你大概还不知道。”老先生分明很失望，他沉思着，又很健谈地接着说下去，好让我能够理解他。“你看这里人来人往，行色匆匆，他们忙什么去你知道吗？他们根本不需要与我们勾通。我们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我常常形容自己是个可怜的人，跌倒了，到处碰壁，不认识任何人，水远不知道跟谁说话”
老先生越说越显得健谈，显得激情，显得精神烁然。我想他所描述的情景就像1746年的盂德斯鸠一样糟。“对我来讲，随着我的作品的增加，我的精力日渐衰退。然而我将近写好了十八本书，还有八本等待修改。”孟德斯鸠因此双眼白内障，工作极为不便，他把自己描绘成“可怜的人”、“永不知道跟谁说话的人”人们不关注他是谁，书商甚至也不认得他，但他们逢人便说：“先生，请给我写一本波斯人信札吧。”这本书给他们带来暴利。几百年来，这地球上的形体被不可理喻它的人们肆意雕刻琢，但有些东西任谁也不能改变。孟德斯鸠永远活在某些人的心里，书商也还会逢人便说：“先生，请给我写一本波斯人信札吧。”
于是我不再犹豫。“我和你的心情一样。”我向老先生点点头。
这回，他晰白的脸立时通红了血。他用着几乎被哽住的声音向我表示他的回答：“你是我唯一的好朋友。”
他已经停下那双腿的运动，凑近我，抚了抚我的肩膀“你带笔吗？”他说。没等我回话，便从我的上衣袋里拿出钢笔，庄严地看了我一眼，就握着我的手。“瓣开你的手。”啊，他要在我的掌心写下什么了。
“85217191”把我的手捧起至胸前，他写道“你的朋友，陈大伟”
我生动地看起他写字的样子，深思起来。
我都二十多岁了我想，要是跟一个受过教育的八十岁老头子比一比，有多大的不同啊！他有知识，有信仰，有智慧，有过成就。
我会不计较这个区别的，就跟这座城市的大光明和小影儿也得了原谅一样我回想当初我交朋友时，往往因为他（她）无意中的一句听起来不诚实的话，因为他（她）没有爽快地斟完一杯酒，因为他（她）不陪我去吃牛肉串，就丢开他（她）。现在我自觉地不计较了这一切，倒不是出于克制自己，而且仿佛他（她）的事情也就是我的事情似的；有许多从前会使我讨厌的事情，现在却让我感动。这都是出于我对自己身上所缺少的东西的热爱。因此我诚恳地向那位老先生伸出我的手，并且非常感激地：“我一定去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