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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十来天的雨一旦止歇，武汉是立马大得太阳先生之亲泽了，空气温度的那个上升之快，真是让人傻了眼的。蝴蝶姐在她的文章里大赞美武汉的亲和力和包容性，我以为实在未必。单单这温度，就已摆出了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势了。在这里住了三年而还没有培养起丝毫的感情，我以为这倒是主要的原因。天下的大姑娘要找如意郎君，最好还是把武汉给剔除在外。这对武汉的男青年们实在不是件好事。而这正是太阳先生对武汉太过热情犯下的大罪过。
吃过饭休息的时候我就知道在这样的大热情下要入睡是大困难的，所以特意弄了两个电风扇来制造流动空气；这结果是国家电力资源倒确是浪费了不少，却也无济于事，吹出来的风都成了热的。我真怀疑这楼顶是不是形同虚设，太阳的光彩正骄傲地穿透这宿舍呢。人们总说太阳“泽被苍生”看来实在大有其道理在。我想，人家太阳先生勇敢地燃烧了自己来泽被我们苍生，我们不知道领情，反而总来抱怨，是不是太过不敬？于是乎不敢再抱怨，可实在是热得厉害，于是乎起床。
在这样的温度下，做什么事情都成了不可能。好在学校如火如荼的考试虽说拖拖拉拉地弄了一个多月，但总算已经结束了。昨天和菲菲小姐发了信息，说自己是考得一塌糊涂，得到的自然是嘲笑：“谁让你不抄的？”她的理论是，在答题有些困难并能保证不被发现的情况下，不妨抄上一抄。我当时是大松了一口气的，因为她毕竟还不是逢考必抄的。其实在现在的学校里我倒发现，只要答题有困难——这其实是一定的“只要”二字大是可以取消的——，那就是一定会抄的，而不论会不会被发现。关于考试的作弊，貌似每个学校都有着极度严厉的处罚规定，轻者记大过，重者而至于退学。然而同一场考试同一个学生的作弊可以被发现五六次，但被处分的，真可谓万中无一。于是知道，所谓学校纪律，所谓白纸黑字，在这年头都只等于空谈，是没有人会去理会的。
然而老天总是大垂青于叛逆者。考试过后，作弊者自然是通过了的，于是乎洋洋得意，见了“假作清高”而不抄者，那可真是一脸的鄙夷，说话用的器官都不同往常了，鼻孔里喷出来的冷气会让人觉得自己的不作弊倒是犯了值得批判的大过错的。我自然可以嘲笑着他们的庸俗，但他们也正用着更大的鄙夷来嘲笑我的顽固。所谓成王败寇，既然已经在考场上一败涂地，本不再有什么权利去嘲笑别人的。这年头，本来只需要结果，只需要胜利的结果。至于这胜利如何得来，是没有人会去理会的。
宿舍里围着一圈人看电视，不时暴出粗鲁的哄笑，暴出无聊的争执，暴出荒谬的评论。让我想起叔本华的话，仿似自己正看着一出喜剧里几个傻瓜的表演。我看着，只觉得离开自己好远。我知道自己其实已经越来越深刻地在与这世界绝缘了。生活在这里，我只觉得它的庸俗，至于它对我的感觉，是顽固，我无聊，还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庸俗，我体会不到，也不想去体会。那天和skies小姐闲谈，她问我，如果时间能够倒流，我愿意回到什么时候。我想了想说，既然能够倒流，那就回到我还没来到这世界以前吧。她诧异了，说我有轻生倾向。我告诉她并不，既然已经来到这世界上，我极度热爱自己的生命。但这世界，它太庸俗，太肮脏了。
h君要回家了，拿着两个大箱子，要人去送他。我拒绝宿舍的吵闹，应承了。于是在太阳先生的大热情里挤上公共汽车，大汗淋漓地来到车站。他去买票。排了半天的队，他出来了。是三个小时之后的车。他的大箱子要搬上车并不太容易，于是就在车站里等车。时间还早，他让我出去闲逛。我懒得动，结果是他去了，我就坐在那里守着他的大箱子。车站里很吵闹。各色人等往来如梭。坐在我对面椅子上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俊的丑的。车站里某个电视台正在弄个募捐活动。一辆手推车上放着巨幅照片，是位很漂亮的19岁的女孩，据介绍说是患了双肺结核的。一台摄像机跟随着手推车缓缓地移动着。大厅里一遍遍地播放着韦唯那首古老的歌“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我想，这歌唱得固然是好的，但这世界要变成“美好的人间”只怕实在是并不太容易的。有位胖胖的先生见车到了自己的身边，赶忙闭上眼睛会见周公先生去了。等车走过，会见结束，他便向身边的一女士说“募捐就募捐，干吗要在后面跟着台摄像机，这不是失去了募捐的本质意义的么？”我于是知道，他所以会那么凑巧地会见周公者，是为了这募捐意义上是有点问题的，倒是我自己以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的，以为他舍不得口袋里的那几张钞票云。想起多蓝小姐的一句话“我站在车站，看人来人往”还真是大有深意存焉的。
终于送了h君的两只大箱子上了车。走出车站，在阳光下攒行，身后仍然飘扬着那首歌，听着韦唯的呼唤“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幸福之花处处开遍。”我很想找到某个办法告诉她，别在这里太理想化了，没看见那位先生的么？大热的天气里，我突然觉到有点冷，赶快跳上一辆车，去了。
2007年7月13日
下了十来天的雨一旦止歇，武汉是立马大得太阳先生之亲泽了，空气温度的那个上升之快，真是让人傻了眼的。蝴蝶姐在她的文章里大赞美武汉的亲和力和包容性，我以为实在未必。单单这温度，就已摆出了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势了。在这里住了三年而还没有培养起丝毫的感情，我以为这倒是主要的原因。天下的大姑娘要找如意郎君，最好还是把武汉给剔除在外。这对武汉的男青年们实在不是件好事。而这正是太阳先生对武汉太过热情犯下的大罪过。
吃过饭休息的时候我就知道在这样的大热情下要入睡是大困难的，所以特意弄了两个电风扇来制造流动空气；这结果是国家电力资源倒确是浪费了不少，却也无济于事，吹出来的风都成了热的。我真怀疑这楼顶是不是形同虚设，太阳的光彩正骄傲地穿透这宿舍呢。人们总说太阳“泽被苍生”看来实在大有其道理在。我想，人家太阳先生勇敢地燃烧了自己来泽被我们苍生，我们不知道领情，反而总来抱怨，是不是太过不敬？于是乎不敢再抱怨，可实在是热得厉害，于是乎起床。
在这样的温度下，做什么事情都成了不可能。好在学校如火如荼的考试虽说拖拖拉拉地弄了一个多月，但总算已经结束了。昨天和菲菲小姐发了信息，说自己是考得一塌糊涂，得到的自然是嘲笑：“谁让你不抄的？”她的理论是，在答题有些困难并能保证不被发现的情况下，不妨抄上一抄。我当时是大松了一口气的，因为她毕竟还不是逢考必抄的。其实在现在的学校里我倒发现，只要答题有困难——这其实是一定的“只要”二字大是可以取消的——，那就是一定会抄的，而不论会不会被发现。关于考试的作弊，貌似每个学校都有着极度严厉的处罚规定，轻者记大过，重者而至于退学。然而同一场考试同一个学生的作弊可以被发现五六次，但被处分的，真可谓万中无一。于是知道，所谓学校纪律，所谓白纸黑字，在这年头都只等于空谈，是没有人会去理会的。
然而老天总是大垂青于叛逆者。考试过后，作弊者自然是通过了的，于是乎洋洋得意，见了“假作清高”而不抄者，那可真是一脸的鄙夷，说话用的器官都不同往常了，鼻孔里喷出来的冷气会让人觉得自己的不作弊倒是犯了值得批判的大过错的。我自然可以嘲笑着他们的庸俗，但他们也正用着更大的鄙夷来嘲笑我的顽固。所谓成王败寇，既然已经在考场上一败涂地，本不再有什么权利去嘲笑别人的。这年头，本来只需要结果，只需要胜利的结果。至于这胜利如何得来，是没有人会去理会的。
宿舍里围着一圈人看电视，不时暴出粗鲁的哄笑，暴出无聊的争执，暴出荒谬的评论。让我想起叔本华的话，仿似自己正看着一出喜剧里几个傻瓜的表演。我看着，只觉得离开自己好远。我知道自己其实已经越来越深刻地在与这世界绝缘了。生活在这里，我只觉得它的庸俗，至于它对我的感觉，是顽固，我无聊，还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庸俗，我体会不到，也不想去体会。那天和skies小姐闲谈，她问我，如果时间能够倒流，我愿意回到什么时候。我想了想说，既然能够倒流，那就回到我还没来到这世界以前吧。她诧异了，说我有轻生倾向。我告诉她并不，既然已经来到这世界上，我极度热爱自己的生命。但这世界，它太庸俗，太肮脏了。
h君要回家了，拿着两个大箱子，要人去送他。我拒绝宿舍的吵闹，应承了。于是在太阳先生的大热情里挤上公共汽车，大汗淋漓地来到车站。他去买票。排了半天的队，他出来了。是三个小时之后的车。他的大箱子要搬上车并不太容易，于是就在车站里等车。时间还早，他让我出去闲逛。我懒得动，结果是他去了，我就坐在那里守着他的大箱子。车站里很吵闹。各色人等往来如梭。坐在我对面椅子上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俊的丑的。车站里某个电视台正在弄个募捐活动。一辆手推车上放着巨幅照片，是位很漂亮的19岁的女孩，据介绍说是患了双肺结核的。一台摄像机跟随着手推车缓缓地移动着。大厅里一遍遍地播放着韦唯那首古老的歌“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我想，这歌唱得固然是好的，但这世界要变成“美好的人间”只怕实在是并不太容易的。有位胖胖的先生见车到了自己的身边，赶忙闭上眼睛会见周公先生去了。等车走过，会见结束，他便向身边的一女士说“募捐就募捐，干吗要在后面跟着台摄像机，这不是失去了募捐的本质意义的么？”我于是知道，他所以会那么凑巧地会见周公者，是为了这募捐意义上是有点问题的，倒是我自己以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的，以为他舍不得口袋里的那几张钞票云。想起多蓝小姐的一句话“我站在车站，看人来人往”还真是大有深意存焉的。
终于送了h君的两只大箱子上了车。走出车站，在阳光下攒行，身后仍然飘扬着那首歌，听着韦唯的呼唤“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幸福之花处处开遍。”我很想找到某个办法告诉她，别在这里太理想化了，没看见那位先生的么？大热的天气里，我突然觉到有点冷，赶快跳上一辆车，去了。
2007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