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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既关心母亲,又愿参加小弟弟的洗三典礼。况且,一回到娘家,她便是姑奶奶,受到尊重:在大家的眼中,她是个有出息的小媳妇,既没给娘家丢了人,将来生儿养女,也能升为老太太,代替婆婆——反正婆婆有入棺材的那么一天。她渴望回家。是的,哪怕在娘家只呆半天儿呢,她的心中便觉得舒畅,甚至觉得只有现在多受些磨炼,将来才能够成仙得道,也能象姑母那样,坐在炕沿上吸两袋兰花烟。是呀,现在她还不敢吸兰花烟,可是已经学会了嚼槟榔——这大概就离吸兰花烟不太远了吧。
有这些事在她心中,她睡不踏实,起来的特别早。也没顾得看三星在哪里,她就上街去给婆婆买油条与烧饼。在那年月,粥铺是在夜里三点左右就开始炸油条,打烧饼的。据说,连上早朝的王公大臣们也经常用烧饼、油条当作早点。大姐婆婆的父亲,子爵,上朝与否,我不知道。子爵的女儿可的确继承了吃烧饼与油条的传统,并且是很早就起床,梳洗完了就要吃,吃完了发困可以再睡。于是,这个传统似乎专为折磨我的大姐。
西北风不大,可很尖锐,一会儿就把大姐的鼻尖、耳唇都吹红。她不由地说出来:“喝!干冷!”这种北京特有的干冷,往往冷得使人痛快。即使大姐心中有不少的牢骚,她也不能不痛快地这么说出来。说罢,她加紧了脚步。身上开始发热,可是她反倒打了个冷战,由心里到四肢都那么颤动了一下,很舒服,象吞下一小块冰那么舒服。她看了看天空,每颗星都是那么明亮,清凉,轻颤,使她想起孩子们的纯洁、发光的眼睛来。她笑了笑,嘟囔着:只要风别大起来,今天必是个晴美的日子!小弟弟有点来历,洗三遇上这么好的天气!
想到这里,她恨不能马上到娘家去,抱一抱小弟弟!
不管她怎样想回娘家,她可也不敢向婆婆去请假。假若她大胆地去请假,她知道,婆婆必定点头,连声地说:克吧!克吧!(“克”者“去”也)她是子爵的女儿,不能毫无道理地拒绝儿媳回娘家。可是,大姐知道,假若她依实地“克”了,哼,婆婆的毒气口袋就会垂到胸口上来。不,她须等待婆婆的命令。
命令始终没有下来。首先是:别说母亲只生了一个娃娃,就是生了双胞胎,只要大姐婆婆认为她是受了煤气,便必定是受了煤气,没有别的可说!第二是:虽然她的持家哲理是:放胆去赊,无须考虑怎样还债;可是,门口儿讨债的过多,究竟有伤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尊严。她心里不大痛快。于是,她喝完了粳米粥,吃罢烧饼与油条,便计划着先跟老头子闹一场。可是,佐领提前了溜鸟的时间,早已出去。老太太扑了个空,怒气增长了好几度,赶快拨转马头,要生擒骁骑校。可是,骁骑校偷了大姐的两张新红票子,很早就到街上吃了两碟子豆儿多、枣儿甜的盆糕,喝了一碗杏仁茶。老太太找不到男的官校,只好向女将挑战。她不发命令,而端坐在炕沿上叨唠:这,这哪象过日子!都得我操心吗?现成的事,摆在眼皮子前边的事,就看不见吗?没长着眼睛吗?有眼无珠吗?有珠无神吗?不用伺候我,我用不着谁来伺候!佛爷,连佛爷也不伺候吗?眼看就过年,佛桌上的五供1擦了吗?
大姐赶紧去筛炉灰,筛得很细,预备去擦五供。端着细炉灰面子,到了佛桌前,婆婆已经由神佛说到人间:啊!箱子、柜子、连三2上的铜活就不该动动手吗?我年轻的时候,凡事用不着婆婆开口,该作什么就作什么!
大姐不敢回话。无论多么好听的话,若在此刻说出来,都会变成反抗婆婆,不服调教。可是,要是什么也不说,低着头干活儿呢,又会变成:对!拿蜡扦儿杀气,心里可咒骂老不死的,老不要脸的!那,那该五雷轰顶!
大姐含着泪,一边擦,一边想主意:要在最恰当的时机,去请教婆母怎么作这,或怎么作那。她把回娘家的念头完全放在了一边。待了一会儿,她把泪收起去,用极大的努力把笑意调动到脸上来:奶奶,您看看,我擦得还象一回事儿吗?婆婆只哼了一声,没有指示什么,原因很简单,她自己并没擦过五供。
果然是好天气,刚到九点来钟,就似乎相当暖和了。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阳光是那么亮,连大树上的破老鸹窝看起来都有些画意了。俏皮的喜鹊一会儿在东,一会儿在西,喳喳地赞美着北京的冬晴。
大姐婆婆叨唠到一个阶段,来到院中,似乎是要质问太阳与青天,干么这样晴美,可是,一出来便看见了多甫养的鸽子,于是就谴责起紫乌与黑玉翅来:养着你们干什么?就会吃!你们等着吧,一高兴,我全把你们宰了!
大姐在屋里大气不敢出。她连叹口气的权利也没有!
在我们这一方面,母亲希望大姐能来。前天晚上,她几乎死去。既然老天爷没有收回她去,她就盼望今天一家团圆,连出嫁了的女儿也在身旁。可是,她也猜到大女儿可能来不了。谁叫人家是佐领,而自己的身分低呢!母亲不便于说什么,可是脸上没有多少笑容。
姑母似乎在半夜里就策划好:别人办喜事,自己要不发发脾气,那就会使喜事办的平平无奇,缺少波澜。到九点钟,大姐还没来,她看看太阳,觉得不甩点闲话,一定对不起这么晴朗的阳光。
“我说,”她对着太阳说“太阳这么高了,大姑奶奶怎么还不露面?一定,一定又是那个大酸枣眼睛的老梆子不许她来!我找她去,跟她讲讲理!她要是不讲理,我把她的酸枣核儿抠出来!”
母亲着了急。叫二姐请二哥去安慰姑母:“你别出声,叫二哥跟她说。”
二哥正跟小六儿往酒里对水。为省钱,他打了很少的酒,所以得设法使这一点酒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二姐拉了拉他的袖子,往外指了指。他拿着酒壶出来,极亲热地走向姑母:“老太太,您闻闻,有酒味没有?”
“酒嘛,怎能没酒味儿,你又憋着什么坏呢?”
“是这么回事,要是酒味儿太大,还可以再对点水!”“你呀,老二,不怪你妈妈叫你二鬼子!”姑母无可如何地笑了。
“穷事儿穷对付,就求个一团和气!是不是?老太太!”见没把姑母惹翻,急忙接下去:“吃完饭,我准备好,要赢您四吊钱,买一斤好杂拌儿吃吃!敢来不敢?老太太!”“好小子,我接着你的!”姑母听见要玩牌,把酸枣眼睛完全忘了。
母亲在屋里叹了口气,十分感激内侄福海。
九点多了,二哥所料到要来贺喜的七姥姥八姨们陆续来到。二姐不管是谁,见面就先请安,后倒茶,非常紧张。她的脸上红起来,鼻子上出了点汗,不说什么,只在必要的时候笑一下。因此,二哥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力笨”1。姑母催开饭,为是吃完好玩牌。二哥高声答应:“全齐喽!”
所谓“全齐喽”者,就是腌疙疸缨儿炒大蚕豆与肉皮炸辣酱都已炒好,酒也对好了水,千杯不醉。“酒席”虽然如此简单,入席的礼让却丝毫未打折扣:“您请上坐!”“那可不敢当!不敢当!”“您要不那么坐,别人就没法儿坐了!”直到二哥发出呼吁:“快坐吧,菜都凉啦!”大家才恭敬不如从命地坐下。酒过三巡(谁也没有丝毫醉意),菜过两味(蚕豆与肉皮酱)“宴会”进入紧张阶段——热汤面上来了。大家似乎都忘了礼让,甚至连说话也忘了,屋中好一片吞面条的响声,排山倒海,虎啸龙吟。二哥的头上冒了汗:“小六儿,照这个吃法,这点面兜不住啊!”小六儿急中生智:“多对点水!”二哥轻轻呸了一声:“呸!面又不是酒,对水不成了浆糊吗?快去!”二哥掏出钱来(这笔款,他并没向我母亲报账):“快去,到金四把那儿,能烙饼,烙五斤大饼;要是等的功夫太大,就拿些芝麻酱烧过来,快!”(那时候的羊肉铺多数带卖烧饼、包子、并代客烙大饼。)
小六儿聪明:看出烙饼需要时间,就拿回一炉热烧饼和两屉羊肉白菜馅的包子来。风卷残云,顷刻之间包子与烧饼踪影全无。最后,轮到二哥与小六儿吃饭。可是,吃什么呢?二哥哈哈地笑了一阵,而后指示小六儿:“你呀,小伙子,回家吃去吧!”我至今还弄不清小六儿是谁,可是每一想到我的洗三典礼,便觉得对不起他!至于二哥吃了没吃,我倒没怎么不放心,我深知他是有办法的人。
快到中午,天晴得更加美丽。蓝天上,这儿一条,那儿一块,飘着洁白光润的白云。西北风儿稍一用力,这些轻巧的白云便化为长长的纱带,越来越长,越薄,渐渐又变成一些似断似续的白烟,最后就不见了。小风儿吹来各种卖年货的呼声:卖供花1的、松柏枝的、年画的一声尖锐,一声雄浑,忽远忽近,中间还夹杂着几声花炮响,和剃头师傅的“唤头”2声。全北京的人都预备过年,都在这晴光里活动着,买的买,卖的卖,着急的着急,寻死的寻死,也有乘着年前娶亲的,一路吹着唢呐,打着大鼓。只有我静静的地躺在炕中间,垫着一些破棉花,不知道想些什么。
据说,冬日里我们的屋里八面透风,炕上冰凉,夜间连杯子里的残茶都会冻上。今天,有我在炕中间从容不迫地不知想些什么,屋中的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屋里很暖,阳光射到炕上,照着我的小红脚丫儿。炕底下还升着一个小白铁炉子。里外的暖气合流,使人们觉得身上,特别是手背与耳唇,都有些发痒。从窗上射进的阳光里面浮动着多少极小的,发亮的游尘,象千千万万无法捉住的小行星,在我的头上飞来飞去。
这时候,在那达官贵人的晴窗下,会晒着由福建运来的水仙。他们屋里的大铜炉或地炕发出的热力,会催开案上的绿梅与红梅。他们的摆着红木炕桌,与各种古玩的小炕上,会有翠绿的蝈蝈,在阳光里展翅轻鸣。他们的廊下挂着的鸣禽,会对着太阳展展双翅,唱起成套的歌儿来。他们的厨子与仆人会拿进来内蒙的黄羊、东北的锦鸡,预备作年菜。阳光射在锦鸡的羽毛上,发出五色的闪光。
我们是最喜爱花木的,可是我们买不起梅花与水仙。我们的院里只有两株歪歪拧拧的枣树,一株在影壁后,一株在南墙根。我们也爱小动物,可是养不起画眉与靛颏儿,更没有时间养过冬的绿蝈蝈。只有几只麻雀一会儿落在枣树上,一会儿飞到窗台上,向屋中看一看。这几只麻雀也许看出来:我不是等... -->>
大姐既关心母亲,又愿参加小弟弟的洗三典礼。况且,一回到娘家,她便是姑奶奶,受到尊重:在大家的眼中,她是个有出息的小媳妇,既没给娘家丢了人,将来生儿养女,也能升为老太太,代替婆婆——反正婆婆有入棺材的那么一天。她渴望回家。是的,哪怕在娘家只呆半天儿呢,她的心中便觉得舒畅,甚至觉得只有现在多受些磨炼,将来才能够成仙得道,也能象姑母那样,坐在炕沿上吸两袋兰花烟。是呀,现在她还不敢吸兰花烟,可是已经学会了嚼槟榔——这大概就离吸兰花烟不太远了吧。
有这些事在她心中,她睡不踏实,起来的特别早。也没顾得看三星在哪里,她就上街去给婆婆买油条与烧饼。在那年月,粥铺是在夜里三点左右就开始炸油条,打烧饼的。据说,连上早朝的王公大臣们也经常用烧饼、油条当作早点。大姐婆婆的父亲,子爵,上朝与否,我不知道。子爵的女儿可的确继承了吃烧饼与油条的传统,并且是很早就起床,梳洗完了就要吃,吃完了发困可以再睡。于是,这个传统似乎专为折磨我的大姐。
西北风不大,可很尖锐,一会儿就把大姐的鼻尖、耳唇都吹红。她不由地说出来:“喝!干冷!”这种北京特有的干冷,往往冷得使人痛快。即使大姐心中有不少的牢骚,她也不能不痛快地这么说出来。说罢,她加紧了脚步。身上开始发热,可是她反倒打了个冷战,由心里到四肢都那么颤动了一下,很舒服,象吞下一小块冰那么舒服。她看了看天空,每颗星都是那么明亮,清凉,轻颤,使她想起孩子们的纯洁、发光的眼睛来。她笑了笑,嘟囔着:只要风别大起来,今天必是个晴美的日子!小弟弟有点来历,洗三遇上这么好的天气!
想到这里,她恨不能马上到娘家去,抱一抱小弟弟!
不管她怎样想回娘家,她可也不敢向婆婆去请假。假若她大胆地去请假,她知道,婆婆必定点头,连声地说:克吧!克吧!(“克”者“去”也)她是子爵的女儿,不能毫无道理地拒绝儿媳回娘家。可是,大姐知道,假若她依实地“克”了,哼,婆婆的毒气口袋就会垂到胸口上来。不,她须等待婆婆的命令。
命令始终没有下来。首先是:别说母亲只生了一个娃娃,就是生了双胞胎,只要大姐婆婆认为她是受了煤气,便必定是受了煤气,没有别的可说!第二是:虽然她的持家哲理是:放胆去赊,无须考虑怎样还债;可是,门口儿讨债的过多,究竟有伤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尊严。她心里不大痛快。于是,她喝完了粳米粥,吃罢烧饼与油条,便计划着先跟老头子闹一场。可是,佐领提前了溜鸟的时间,早已出去。老太太扑了个空,怒气增长了好几度,赶快拨转马头,要生擒骁骑校。可是,骁骑校偷了大姐的两张新红票子,很早就到街上吃了两碟子豆儿多、枣儿甜的盆糕,喝了一碗杏仁茶。老太太找不到男的官校,只好向女将挑战。她不发命令,而端坐在炕沿上叨唠:这,这哪象过日子!都得我操心吗?现成的事,摆在眼皮子前边的事,就看不见吗?没长着眼睛吗?有眼无珠吗?有珠无神吗?不用伺候我,我用不着谁来伺候!佛爷,连佛爷也不伺候吗?眼看就过年,佛桌上的五供1擦了吗?
大姐赶紧去筛炉灰,筛得很细,预备去擦五供。端着细炉灰面子,到了佛桌前,婆婆已经由神佛说到人间:啊!箱子、柜子、连三2上的铜活就不该动动手吗?我年轻的时候,凡事用不着婆婆开口,该作什么就作什么!
大姐不敢回话。无论多么好听的话,若在此刻说出来,都会变成反抗婆婆,不服调教。可是,要是什么也不说,低着头干活儿呢,又会变成:对!拿蜡扦儿杀气,心里可咒骂老不死的,老不要脸的!那,那该五雷轰顶!
大姐含着泪,一边擦,一边想主意:要在最恰当的时机,去请教婆母怎么作这,或怎么作那。她把回娘家的念头完全放在了一边。待了一会儿,她把泪收起去,用极大的努力把笑意调动到脸上来:奶奶,您看看,我擦得还象一回事儿吗?婆婆只哼了一声,没有指示什么,原因很简单,她自己并没擦过五供。
果然是好天气,刚到九点来钟,就似乎相当暖和了。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阳光是那么亮,连大树上的破老鸹窝看起来都有些画意了。俏皮的喜鹊一会儿在东,一会儿在西,喳喳地赞美着北京的冬晴。
大姐婆婆叨唠到一个阶段,来到院中,似乎是要质问太阳与青天,干么这样晴美,可是,一出来便看见了多甫养的鸽子,于是就谴责起紫乌与黑玉翅来:养着你们干什么?就会吃!你们等着吧,一高兴,我全把你们宰了!
大姐在屋里大气不敢出。她连叹口气的权利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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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母似乎在半夜里就策划好:别人办喜事,自己要不发发脾气,那就会使喜事办的平平无奇,缺少波澜。到九点钟,大姐还没来,她看看太阳,觉得不甩点闲话,一定对不起这么晴朗的阳光。
“我说,”她对着太阳说“太阳这么高了,大姑奶奶怎么还不露面?一定,一定又是那个大酸枣眼睛的老梆子不许她来!我找她去,跟她讲讲理!她要是不讲理,我把她的酸枣核儿抠出来!”
母亲着了急。叫二姐请二哥去安慰姑母:“你别出声,叫二哥跟她说。”
二哥正跟小六儿往酒里对水。为省钱,他打了很少的酒,所以得设法使这一点酒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二姐拉了拉他的袖子,往外指了指。他拿着酒壶出来,极亲热地走向姑母:“老太太,您闻闻,有酒味没有?”
“酒嘛,怎能没酒味儿,你又憋着什么坏呢?”
“是这么回事,要是酒味儿太大,还可以再对点水!”“你呀,老二,不怪你妈妈叫你二鬼子!”姑母无可如何地笑了。
“穷事儿穷对付,就求个一团和气!是不是?老太太!”见没把姑母惹翻,急忙接下去:“吃完饭,我准备好,要赢您四吊钱,买一斤好杂拌儿吃吃!敢来不敢?老太太!”“好小子,我接着你的!”姑母听见要玩牌,把酸枣眼睛完全忘了。
母亲在屋里叹了口气,十分感激内侄福海。
九点多了,二哥所料到要来贺喜的七姥姥八姨们陆续来到。二姐不管是谁,见面就先请安,后倒茶,非常紧张。她的脸上红起来,鼻子上出了点汗,不说什么,只在必要的时候笑一下。因此,二哥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力笨”1。姑母催开饭,为是吃完好玩牌。二哥高声答应:“全齐喽!”
所谓“全齐喽”者,就是腌疙疸缨儿炒大蚕豆与肉皮炸辣酱都已炒好,酒也对好了水,千杯不醉。“酒席”虽然如此简单,入席的礼让却丝毫未打折扣:“您请上坐!”“那可不敢当!不敢当!”“您要不那么坐,别人就没法儿坐了!”直到二哥发出呼吁:“快坐吧,菜都凉啦!”大家才恭敬不如从命地坐下。酒过三巡(谁也没有丝毫醉意),菜过两味(蚕豆与肉皮酱)“宴会”进入紧张阶段——热汤面上来了。大家似乎都忘了礼让,甚至连说话也忘了,屋中好一片吞面条的响声,排山倒海,虎啸龙吟。二哥的头上冒了汗:“小六儿,照这个吃法,这点面兜不住啊!”小六儿急中生智:“多对点水!”二哥轻轻呸了一声:“呸!面又不是酒,对水不成了浆糊吗?快去!”二哥掏出钱来(这笔款,他并没向我母亲报账):“快去,到金四把那儿,能烙饼,烙五斤大饼;要是等的功夫太大,就拿些芝麻酱烧过来,快!”(那时候的羊肉铺多数带卖烧饼、包子、并代客烙大饼。)
小六儿聪明:看出烙饼需要时间,就拿回一炉热烧饼和两屉羊肉白菜馅的包子来。风卷残云,顷刻之间包子与烧饼踪影全无。最后,轮到二哥与小六儿吃饭。可是,吃什么呢?二哥哈哈地笑了一阵,而后指示小六儿:“你呀,小伙子,回家吃去吧!”我至今还弄不清小六儿是谁,可是每一想到我的洗三典礼,便觉得对不起他!至于二哥吃了没吃,我倒没怎么不放心,我深知他是有办法的人。
快到中午,天晴得更加美丽。蓝天上,这儿一条,那儿一块,飘着洁白光润的白云。西北风儿稍一用力,这些轻巧的白云便化为长长的纱带,越来越长,越薄,渐渐又变成一些似断似续的白烟,最后就不见了。小风儿吹来各种卖年货的呼声:卖供花1的、松柏枝的、年画的一声尖锐,一声雄浑,忽远忽近,中间还夹杂着几声花炮响,和剃头师傅的“唤头”2声。全北京的人都预备过年,都在这晴光里活动着,买的买,卖的卖,着急的着急,寻死的寻死,也有乘着年前娶亲的,一路吹着唢呐,打着大鼓。只有我静静的地躺在炕中间,垫着一些破棉花,不知道想些什么。
据说,冬日里我们的屋里八面透风,炕上冰凉,夜间连杯子里的残茶都会冻上。今天,有我在炕中间从容不迫地不知想些什么,屋中的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屋里很暖,阳光射到炕上,照着我的小红脚丫儿。炕底下还升着一个小白铁炉子。里外的暖气合流,使人们觉得身上,特别是手背与耳唇,都有些发痒。从窗上射进的阳光里面浮动着多少极小的,发亮的游尘,象千千万万无法捉住的小行星,在我的头上飞来飞去。
这时候,在那达官贵人的晴窗下,会晒着由福建运来的水仙。他们屋里的大铜炉或地炕发出的热力,会催开案上的绿梅与红梅。他们的摆着红木炕桌,与各种古玩的小炕上,会有翠绿的蝈蝈,在阳光里展翅轻鸣。他们的廊下挂着的鸣禽,会对着太阳展展双翅,唱起成套的歌儿来。他们的厨子与仆人会拿进来内蒙的黄羊、东北的锦鸡,预备作年菜。阳光射在锦鸡的羽毛上,发出五色的闪光。
我们是最喜爱花木的,可是我们买不起梅花与水仙。我们的院里只有两株歪歪拧拧的枣树,一株在影壁后,一株在南墙根。我们也爱小动物,可是养不起画眉与靛颏儿,更没有时间养过冬的绿蝈蝈。只有几只麻雀一会儿落在枣树上,一会儿飞到窗台上,向屋中看一看。这几只麻雀也许看出来:我不是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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