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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于是将陈亮请为府中上客。后来周葵担任执政，凡遇朝士禀事，必令其拜会陈亮，陈亮因得结交一时之俊杰，并可以淋漓尽致地发表自己的议论。周葵还将中庸、大学荐与陈亮，说：“读此书，可以精通有关性命之学说。”陈亮接受此书后，经过研究而达到极高的造诣。
隆兴初年(1163)，宋与金议和，天下之人虽有悲伤之情，但也只好无奈地认可这个事实。然而，只有陈亮不以为然。他在获乡试第一名后，向朝廷上中兴五论，未受重视，之后，陈亮退修于家，许多学士都聚其门下。他在家中讲学著书达十年之久。
起初，陈亮曾环视钱塘江水，并发出感叹“：城可灌也。”因为钱塘之地下水与西湖相连。淳熙五年(1178)，孝宗即位已有十七年之久，陈亮改名陈同，并赴朝廷上书曰：
“唯我中国，禀天地之正气，为天命所钟爱，为人心所向往，是衣冠礼乐之精萃所在，百代帝王相承之所。现在，其虽拥有衣冠礼乐之萃，却不得不偏安一隅，虽天命人心未失，然岂能以此为可久安无事的保证呢？天地之正气久已被蒙埋而不得驰张，势必有所发泄，况且，天命人心并非偏安一隅而可以长久保持的。
“国家拥有二百年太平之基础，这是三代所不及的，徽、钦二帝被俘之痛，也是汉、唐所不曾有的。遥想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皆痛心疾首同仇敌忾，誓不与金贼共存，因而能够于奔败之际而战胜强悍之敌。至秦桧倡邪议以阻抗金行动，大批忠臣义士屈死南方，而天下之刚气因此而怠惰了。三十多年来，虽然从西北、中原迁移东南的人们尚在苟且为生，但对君父之大仇也已淡忘了。自非金海陵送死淮南，也不知道兵戈为何等事物。更不谈期望他们能愤故国之耻，而同心协力执戈放箭了。
“如果说靖康之耻业已久远的话，那么，海陵之祸则发生在陛下即位前一年。只有陛下一个奋不自顾，发誓要重振国威，但天下之人安然自得，若无其事，且发一些奇谈怪论，认为陛下好大喜功，不计后果。在这种情势下，作为皇帝陛下也不能以崇高之势去力挽狂澜，只得隐忍于今，其间经历了十七年。
“春秋时期，君臣父子之间有相互戕杀之祸，但整个社会尚为安定。但孔子独以为，三纲既已不复存在，则人也异化而为禽兽了。孔子为此奔走呼号，却始终找不到共鸣之声，因而立志写春秋，希望以此书扼制乱臣贼子。现今社会淡忘君父之仇，此非长治久安之道。应使学者学习孔子之道，陛下应有所作为，而不是苟安无为。南师之不出击，于今有多年了，难道是没有一位豪杰能勇于担此重任吗？不是的。因为豪杰要有所表现也必须选择一定的时机。如果国家不能主动奋起抗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由豪杰自觉起来抗敌。朝廷不可仗恃有衣冠礼乐之文明，祖宗积累之深基，就以为可以久赖天命人心而居安无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自三代以来的圣人都非常清楚这个道理。
“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落了，而吴、越之国兴于小邦，一度处于主宰其他诸侯的地位。黄池之会，孔子感到甚为痛心，因为它似乎表明中原国家无能人。这是现今儒者所不谈的事情。现在金朝根基已固，我们不可能轻易将其消灭，而且国家也没有在这方面做充分的准备，也不可轻率地大举出击。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机。臣以为，通和之约，造成上下之人的苟安心态，两次割地之举，也为人们所首肯。宋金和议，至今已有十多年，凡今日之筹划方略者，他日因老迈只能运筹帷幄，而今日纨绔少年，他日将用以决战疆场，府库充盈，无非财也，介胄鲜明，无非兵也，假使发生战争，我方必败无疑。为什么呢？因为人才只有使用才知道是否有能力。坐谈能力是不足以依恃的。军备到用时才知够不够，平常装满府库不足仗恃。陛下此时庆幸无事，庸俗吏员都可以当官号令，执行陛下使命，而陛下也认为这些人好使唤，致使许多有才之士不能施展其才能，随着岁月流逝，他们就将老而无奈了。臣因此说：通和之约，造成上下之人的苟安心态，也使割地之举变得顺理成章。
“东晋百年之间，南北之间不曾通和议，所以其大臣将领能东西驰骋，涌现了许多可用之才。现在，如果不通和好，人们总有敌兵压境的感觉，因而唯恐通和被破坏。即便是陛下，也不得不顺应这种潮流。过去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使我方不知如何戒备。它可随时出兵骚扰我方。现在情况不同了，金朝城郭宫室，政教号令皆同于中国，点兵聚粮，文书往返，动则需相当长的时间，若一方有警，也能引起三方骚动。这种状况就制约它不能轻易出兵侵扰我方。然而，如果朝野之士真有敌兵压境的警觉，这未尝不是国家之福气。朝廷应善于起用英雄，使之为国争天下，而不应以通和怠惰其心志。
“晋、楚两国交战于必阝，栾书认为：‘楚国自从攻克庸以来，其国君时常训戒国人说：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不可怠惰戒惧之心。国君还时常训戒士兵说：胜利不可常保，纣王虽战功卓著，但因其忘乎所以，最终也落得丧命无后的下场。’后来，晋、楚休战于宋国，子罕认为‘：战争能威镇邪恶而维护文德，圣人能很好地利用它，而乱臣总是因惧怕而废弃它，这一兴一废之间，能展示出存亡昏明之心术。如一味舍弃战争，就是一种毁道和欺蒙诸侯的行为。’人心是不能骄惰的，军威是不可废弃的，故虽成、康拥有太平之世，仍保留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这也就是李沆极力反对真宗与辽议和的原因所在。况且现今南北成抗衡之势，如废兵以惰人心，使人们安于忘记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原大地于不顾，就只能投合昏庸之人的意愿，执政者之失策将因此而更加严重。陛下为什么不能倡明大义，而断然与金决裂呢？
“贬损车驾，坐正殿，陛下当痛自悔责，发誓复仇，以此激励群臣，振作天下之士气，鼓舞中原之人心。如此一来，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自惰了；东征西讨，就会涌现大批人才，盈虚相辅，军粮就有了保证。那些狂妄之辞就会不攻自破，懦庸之人就会不斥而自退。有才之人纷纷而出，只待陛下起用。云合响应之形势，非安坐可以得来。臣请为陛下陈说国家立国之本末，且策划今日大有为之方略，论述天下形势之消长，而提出今日大有为之机谋，愿陛下细听之。
“唐朝自肃宗、代宗之后，朝廷渐渐失去权柄，而藩镇割据势力大长，他们专有土地和人民，自用甲兵财赋。官爵由其自命，致使许多人才尽心为其效命，终于造成一种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乱。宋太祖当朝后，四方诸国被先后平定，节度使也自愿接受朝廷统制。各州郡也直接受制于京师，以京官权知其事，且规定三年一换官，地方财税，统收于漕司，而兵士各归于郡县。朝廷以一纸之令下于郡国，如臂之使指，莫敢有违。凡小官微职，概由朝廷任命，天下之势遂归一统。京师重地，以重兵把守，郡国也各有禁军，此乃天子使其自守其地的方法。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纲纪总揽，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士以标准录取，官以资格晋升，不求意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奇功。天子昼夜忧勤于其上，以义礼廉耻正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百姓之生，全天下皆处于规矩准绳之中，因而才奠定了二百年太平之基。
“然而契丹遂得以猖狂放肆，敢与中国抗衡，俨然是南北两朝，而无主从之区别。小小澶渊一战，中国之势力被削弱，根本虽厚而不可稳立。因此，庆历年间增加对契丹的岁币一事，富弼认为是朝廷之奇耻大辱，因而终身不敢自论功劳。因为契丹下征令，是主子的威风，天子供贡，乃臣下之礼节也。契丹之所以能取胜中国，是其力量长期积蓄的结果。它在立国之初，势力的发展就显现出征兆。为此，我祖宗皇帝常严庙堂而尊重大臣，常宽郡县而重信守令。在法度之内，不曾为难天下之富商大贾，在常规之外，大力褒奖天下之英俊豪杰，这些措施有助于造成立国之大势，能够防备内外忧患的出现。
“庆历年间，诸大臣也曾愤中国之大势不振，然而，其新政举措使群臣争相发表自己的观点，法令也为之变易，这样一来，朝廷就失去了威严；另外，加重按察使的权力，使之邀功生事，便又降减了郡县的地位。虽然章得象、陈执中等人对之有所阻止，但因他们本身无所主张，无所建树，也难免遭他人的排挤与弹劾。庆历新政中，有关破除旧例、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劝农桑、务宽大等措施有合理的因素，但其主要的改革思路和措施是错误的。这也就是它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枉费仁宗皇帝一片苦心的原因所在。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迎合圣意，但其变法的实质是要收天下之兵尽归朝廷，另行教练以达强兵之目的；是要括郡县之利尽入朝廷，别行度算以达富国之目的。其青苗之法，唯恐富民之不困乏；均输之法，唯恐商贾之不损折。罪无大小，动则兴狱，士大夫因畏罪只好缄口不言；西北两边军政皆委派其亲信统辖，豪杰英伟因而耻于受其役使，王安石的聚敛措施使神宗皇帝误以为兵财之数巨大，遂毅然决定南北征伐，结果不仅圣意不能实现，天下之势也毫无振兴。王安石的错误在于：他不知道朝廷之所以没有立国之势，症结在于文法太密，事权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依恃，兵财太集于上而重迟不易举发。神宗误用上述四点以助其势，而王安石也竭之不遗余力。所以说，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1086～1094)、绍圣(1094～1098)一反一复，正好为金人侵侮于我提供了帮助和机会，哪里还能指望其能振兴中国以威慑四方呢？
“南渡以来，朝廷大抵遵循祖宗之旧法和遗训，虽小有因革增损，但无关举足轻重，如赵鼎等人本来就不懂变通之理，秦桧更无耻事仇，矫饰太平，欺瞒君臣，其罪可杀。陛下愤王业之屈辱于东南一隅，厉志复仇，难免想凭借天下之兵以为强盛，想搜括郡县之利以达富裕。加惠百姓，而使富人无五年之积蓄，不重征税，而使大商无巨万之家藏，国势也日益困竭。臣担心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危急之用。陛下日思夜想，期达中兴日月之功，以纯墨取士，以文法处事，圣断裁制于朝野，而大臣空有其名，胥吏只知坐行条令，官僚机构相互推诿责任，致使人才变得日益卑微和卑鄙。臣以为靠文取士，依资格升官，不足以受重用。当初太祖制定天下之大政方针，到太宗时已不能全然应用。陛下如能依太祖之意行事，即可开社稷数百年之基础，如果不是这样，便难以维持社稷国家，臣担心祖宗留下的积累也要失去了。陛下如听臣之建议，则能知晓今日大有为的方略了。
“五代时的吴国与蜀国皆禀天地之偏气，钱塘更为吴国之一角，唐朝衰落时，钱艫在此地潜心经略，终于建立了吴越国，因为他认为吴国较小，不可能完全独立，所以常朝事于中原大国，宋朝建立后，其子钱亻叔以其家入开封，并主动献出国土。因此，钱塘之地在五代时遭兵难最少，因而在宋立国后的二百年间，此地的人物日益繁盛，终于独领东南之风骚。到了建炎(1127～1130)、绍兴(1131～1162)年间，钱塘曾为六军所驻之地。当时就有人认为钱塘之地不足以扩张形势而图恢复大业，而秦桧却于此扩充官僚机构以展礼乐。其实，钱塘这个地方的风俗本来就崇尚华靡，加之士大夫再建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际，上下晏安，终使钱塘成为小小乐园。弹丸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坐镇且五十年，所以钱塘的山川之气业已消耗殆尽。其谷粟、桑麻丝之利，一年不如一年，禽兽、鱼鳖、草木之生，一天不如一天，而上下之人皆不以为异。公卿将相大多为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也日益枯竭。官场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有成就也足以称雄其间。陛下据钱塘已衰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想鼓动东南苟安脆弱之众，向北恢复中原，这将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荆州、襄阳之地，在春秋时，楚国据此以虎视齐国和晋国，而齐、晋不能屈服。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国争雄。其后三百年，光武帝兴起于南阳，与之共事的大多为南阳故人。又过了二百多年，荆、襄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刘备，荆楚之士从者如云，而刘备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等人皆以其地闻名。再过百余年，晋氏南渡，荆、襄常雄于东南，而东南也往往倚之以为强，萧梁竟以此地而替代齐国。待荆、襄之气消耗无余时，隋、唐以来它便成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年之间，荆、襄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二州，人烟稀少，土产卑薄，有名之人可谓寥若晨星。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其间，而横遭践踏，到如今，此地虽为宋、金分划交据，但往往不被看重。因为粮食不能由此产生，军队也不可据此而推进，议者也许以此为忧，而不知其势足可利用。臣以为，荆、襄之地虽为偏方，然而，没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都不发泄的情况，何况其东通吴地，西连巴蜀，南及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用。现今如能开垦其地，洗新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了。荆、襄之地是形势消长的关键所在。
“陛下应慨然移都建业，官僚机构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做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安居建业之意；平常以江、淮之军防备金人入侵，而精心挑选一位有勇有谋、有胆有识之人，委以经略荆、襄之重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励精图治三、五年，则国家之势有望形成。
“石晋丧失卢龙，酿成开运之祸，太祖皇帝起初从郭太祖征讨，最终平定了天下。其后，契丹在甲辰(1004)败于澶渊，而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真宗皇帝东封泰山，西祀汾阴，以告太平，为本朝极盛之时。又过六十年，神宗皇帝以丁未(1067)岁即位，国家之形势开始改变，又过六十年，丙午、丁未(1026～1027)，遂为靖康之祸。也是在祸临之年，天降大任于陛下，且启发陛下北向复仇之志。今天距靖康之祸仅有十年。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当努力以应其变，不可苟安以磋砣岁月。
“臣非奸佞，从小有驰骋四方之志，曾多次到行都。行都虽有人物如林，但其议论皆不足以启发人意，臣由此感到陛下有为之志无人理会。辛卯、壬辰之间(1169)，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源，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及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矣。开始觉悟到，今世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的儒士，实际上都是些风痹不知痛痒者，举国上下安于君父之仇，而这些儒士还在那里拱手作揖空谈性命，真不知何者谓之性命。陛下容纳他们但不任用他们，臣因此而佩服陛下之仁；今世自以为懂富国强兵之术的所谓才臣，实际都是些狂妄蛊惑之人，他们平时不讲究立国之本末，而喜欢信口开河阔论富强，真不知何者谓之富强。陛下洞察他们而不尽用他们，臣因此而佩服陛下之明。陛下励志复仇足以感天命，笃于仁爱足以收民心，而拥有仁明更足以照临群臣偏极之论，此可谓百代之明君。然而到现在，皇帝陛下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拖延大有为之岁月，臣因此不胜愤懑，也就不顾卑贱而进献愚策了。”
陈亮上奏后，孝宗皇帝赫然震动，打算将其奏章张贴于朝堂，以励群臣，并仿用种放受召之旧事，召陈亮上殿，准备起用陈亮。左右大臣不知如何是好，唯曾觌理解陈亮，并想会见陈亮。因曾觌名声不好，故陈亮耻于见他，最后越墙而逃。曾觌因陈亮拒见自己，显得很不高兴，其他大臣特别厌恶陈亮的直言不讳，因而交相沮抑陈亮，乃有都堂审查之命。宰相按皇上旨意，找陈亮询问情况，因话不投机而产生隔阂。
陈亮待命十日，再次赴朝上书曰：
“恭惟皇帝陛下励志复仇，不肯即安东南一隅，是有大功于国家的。然而，钱塘为浮华奢侈之角落，如欲据此以图恢复中原是十分困难的，加之东南之民多安于现状，如欲依靠他们以图进取则更不容易。财止于府库，则不足以通天下有无，兵止于尺籍，则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由此而产生了拖延之计，陛下原有之宏略大志也变样了。臣对此种状况不胜忧愤，因而虔诚做书，献于庙堂，希望能当面向皇帝陛下陈述立国之本末，而开大有为之方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定大有为之机谋，力求符合太祖经略天下之本意。然而，臣待命八日，未得如愿以偿。臣担心天下豪杰胡乱猜测陛下之意向，从而影响云合响应之大势的形成。”
陈亮又上书说：
“臣臆想国家维持之计，至今已日见困穷，而太祖皇帝所制定的大政方针，至今犹可恃以长久，如能依其本意变通行事，则恢复大业不足为奇。然而变通之道有三种：有可以拖延数十年之策；有可以为一百五、六十年之计；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机。形势明朗而效果非常，非陛下聪明超越百代不能达成。臣不敢泄机于大臣面前，然大臣们拱手称旨求问，臣只好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
“其一曰：徽、钦二帝被俘之痛，乃国家之奇耻大辱，曾引起天下之人的公愤。五十多年来，虽然天下之气渐渐颓堕，不再牢记奇耻大辱，但陛下当与大臣共同振作其精神，以发泄其仇恨，使人人如报私仇，此乃春秋写卫人杀州吁之用意所在。
“其二曰：国家之气候，是使天下人循规蹈矩以行事，群臣只求无过，哪有心思施展才华求意外之功呢？
“其三曰：太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取重文轻武的策略，所以本朝是以儒立国，儒道之振兴，独优于前代。今天下之士萎靡不振，实在令人厌恶，陛下当与大臣们反其道而教之，使其振作，一旦有急，便不至于缺乏人才，这样做也不违背太祖之本意，而东西驰骋以定祸乱，也不必专靠武臣了。
“臣所以为大臣论者，其意大致如此。”
陈亮上书后，皇帝打算起用他，但他笑着说：“我上书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而非为了博取一官半职。”遂很快渡江而归。归家后，陈亮整天落魄醉酒，与乡邑之狂士长饮不止，醉酒后说些大话胡话，有犯上之嫌。有一士想陷害陈亮，将其醉酒之后所说的话密报刑部。刑部侍郎何澹曾为考官，没有录取陈亮，陈亮愤愤不平，所以多次骂过何澹，何澹因此怀恨在心，当他得到密报后，即立案审查。陈亮因而入狱，被打得体无完肤，落了个图谋不轨的罪名。孝宗得知这一情况后，曾密遣左右查访其事。及奏入取旨时，孝宗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并抛其牍于地，陈亮遂得免罪。
陈亮住在家里不多久，其家僮犯杀人之罪，恰巧被杀者曾经侮辱陈亮的父亲陈次尹，因而怀疑为陈亮的指使。此事告于官府后，家僮被打得死去活来，反复数次，仍不服。陈亮也被囚于州监狱。属台官言陈亮罪情严重，移陈亮于大理寺。当时的丞相察觉皇帝有救亮之心，加之辛弃疾、罗点称赞陈亮有才，所以竭力护佑陈亮，陈亮再次免于一死。
陈亮屡遭大狱后，归家励志读书，所学十分广博。其学自孟子后惟推崇王通。他曾说：“研究义理之精微，以辨析古今之同异于分秒尺寸之间，推心论礼，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憔悴面容，弯腰驼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疚。至于堂堂之陈，正正之旗，风雨雷电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幻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以为尚欠火候。”陈亮之意大概是指朱熹、吕祖谦等云。宋高宗驾崩后，金朝遣使前来吊唁，但金使态度傲慢，不以礼对宋。光宗由旧宅判临安府，陈亮感孝宗之知遇，赴金陵视察形势。之后，陈亮上疏说：
“有非常之人才，然后可以建立非常之功业。要建非常之功，而只用一般人才，拟平常之计划，做平常之事情，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秦桧以通和于金而误国二十余年，天下之精气已索然无余。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已有二十余年，天下之士始知奋斗方向，其有功于社稷者，可谓数说不尽。高宗皇帝年迈时，陛下不想大举北伐，以免惊动高宗慈颜，只能压抑心思，俯首敬老。陛下孝道之盛，可谓史无前例。现在，高宗皇帝已经驾崩，天下之英雄皆仰首以观陛下之举动，陛下隐忍仇恨二十年，且积聚了天下之精气，能够在顷刻间消失吗？
“天下是不可能坐着等来的，军队也不可能只胜不败，驰骋奔战不宜于年高德尊之人。太子居内为监国，行外曰抚军，陛下为什么不在此时册命太子为抚军大将军呢？让他巡视建业，兼统诸司，尽护诸将，设置长史司马以专其劳；而陛下在宫廷操制人才，协调天下，以不变应万变，这就是肃宗册命广平王之原因所在。
“高宗与金朝有父兄之仇，生时不能报仇，则死时必寄望于子孙。现在，宋对金礼义有加，且不断奉送金帛宝货；而金朝在高宗驾崩后，仅派一使前来吊唁，其使来后，态度傲慢，如临小邦，所致之哀悼之辞也寥寥数语，且不恭不敬，仁人义士对此痛切心骨，岂能因陛下圣明智勇而咽下这口气呢？
“陛下若以大义为正道，以抚军之言为可行，就应当先经营建业，然后派太子亲临此地。今年底策划北伐之谋，为了经营好建业，振作天下之士气，陛下当与金决裂。如此一来，陛下的复仇之志将很快得以实现。希望陛下能听一听臣的意见，用其喜怒哀乐之权来鼓动天下。”
陈亮这篇奏疏的用意在于刺激孝宗恢复信心，而此时孝宗将内禅光宗，陈亮的意见被搁置一旁，朝廷中许多人将陈亮视为狂怪。
先是，乡人会宴，特置胡椒于陈亮面前的盘碗中，这是其对待怪异之人的一种方法。宴后，与陈亮同坐一起的人回家后突然暴死，人们怀疑死者是吃了有毒的食物，遂报官备案。当时，吕兴、何念四殴打吕天济将死。吕天济恨曰“：陈亮指使他们杀我。”县令王恬认为有此事，台官指使监司选酷吏刑讯逼供，但终无所获，陈亮被移往大理寺，众人都以为陈亮必死无疑。少卿郑汝谐在看了陈亮的辩词之后，惊奇地说：“陈亮乃天下奇才。国家如果杀无罪之士，就将上干天和，下伤国脉。”并且极力陈说于光宗，在光宗的干预下，陈亮遂死里逃生。
不久，光宗策考进士，问以礼乐刑政之要义，陈亮以君道师道对答，说“：臣下以为陛下在孝宗皇帝当政的二十八年时间里，无时不在为父皇分忧解难，而问安视寝之余，察言观色，了解到父皇的心思及抱负甚多，并将重大方针身体力行，哪里仅仅是一周看望父皇四次做给京城人看的呢？”当时，光宗因不朝拜皇华宫，正受到群臣进谏，光宗十分反感。陈亮的答卷让光宗喜不自禁，因为陈亮认为光宗是善处父子关系的。本来陈亮获进士策考第三名，但光宗因偏爱这份答卷，将其擢升第一名，后来光宗得知第一名为陈亮，大喜曰：“朕之眼力果然不错。”孝宗在南内，光宗在东宫，闻陈亮获第一名，皆感欢喜，所以赐第告词说“：你早以艺文首贤能之书，后以论奏动圣上之听，亲阅答卷，嘉奖其一贯所为，擢置进士第一，此乃上天有意遗留于朕也。”之后，陈亮被授佥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还未到任，即突然去世。
陈亮中进士第回家的时候，其弟陈充前来迎拜，兄弟俩相拥而泣。陈亮对弟说“：假如将来有一天我富贵了，当首先报恩于你，我死的时候也可使先人含笑九泉了。”听者感到黯然神伤。陈亮一生志存经济，讲求信义，与人肝胆相见。与人交谈，必本于君臣父子之义，虽为布衣，却积极推荐人才。陈亮家境一般，但见奇人寒士就接济衣食，一直坚持这样做。他去世后，吏部侍郎叶适奏请朝廷，破例命补陈亮一子为官。端平初年(1234)，赐陈亮谥号曰“文毅”又提拔其一子为官。
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喜欢著书，不爱写单篇文章。郑樵颇为自负，认为自己不比汉代刘向、扬雄差。他常年居在夹氵祭山，过了三十年远离社会人世的艰苦生活。后来，他开始游历名山大川，并着意搜集奇风异俗的材料，考察古迹历史沿革。旅途中，凡是遇到藏书之家，必然会借宿于此家，直到把人家所藏的可读之书读完才离开。当时，包括宰相赵鼎、张浚在内的士大夫们都十分器重敬仰郑樵。郑樵对六经、诸子百家很感兴趣。于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研究，他将自己研究所得撰成书稿，于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上呈朝廷，皇帝下诏将其书藏于秘书府，郑樵因此更加奋发学习和研究，二百多人拜他为师，听他讲学。
由于侍讲卫纶、贺允中的推荐，郑樵被皇帝召见。他向皇帝陈述了自东汉班固以来历代撰著史书的种种弊端。皇帝说“：朕早就听说你的名字，你能够潜心钻研古学，且自成一家，值得称道，为什么与你相见这么晚呢？”遂授郑樵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后为御史叶义问所弹劾，改监潭州南岳庙。
绍兴二十九年(1159)，郑樵开始动笔写通志，二年后完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不久兼摄检详诸房文字，请修金朝正隆官制，因要与宋朝官制相参照，所以请求进入秘书省查阅书籍，不久，又因言官议论获罪，此事停罢。金军入侵宋朝时，郑樵说岁星分布在宋方，金朝皇帝将死，后果如其言。宋高宗巡幸建康，命郑樵进呈所著之通志，郑樵就在这个时候病故，终年五十九岁，学者将其称为“夹氵祭先生”
郑樵喜欢从事分门别类的考证工作，所著的书虽然很宏富，但大多没有多少创见。他一生不怕艰苦枯淡，乐于施予他人，但内心对入仕做官极有兴趣，可以说孜孜以求。这一点曾招来不少微词。
士，于是将陈亮请为府中上客。后来周葵担任执政，凡遇朝士禀事，必令其拜会陈亮，陈亮因得结交一时之俊杰，并可以淋漓尽致地发表自己的议论。周葵还将中庸、大学荐与陈亮，说：“读此书，可以精通有关性命之学说。”陈亮接受此书后，经过研究而达到极高的造诣。
隆兴初年(1163)，宋与金议和，天下之人虽有悲伤之情，但也只好无奈地认可这个事实。然而，只有陈亮不以为然。他在获乡试第一名后，向朝廷上中兴五论，未受重视，之后，陈亮退修于家，许多学士都聚其门下。他在家中讲学著书达十年之久。
起初，陈亮曾环视钱塘江水，并发出感叹“：城可灌也。”因为钱塘之地下水与西湖相连。淳熙五年(1178)，孝宗即位已有十七年之久，陈亮改名陈同，并赴朝廷上书曰：
“唯我中国，禀天地之正气，为天命所钟爱，为人心所向往，是衣冠礼乐之精萃所在，百代帝王相承之所。现在，其虽拥有衣冠礼乐之萃，却不得不偏安一隅，虽天命人心未失，然岂能以此为可久安无事的保证呢？天地之正气久已被蒙埋而不得驰张，势必有所发泄，况且，天命人心并非偏安一隅而可以长久保持的。
“国家拥有二百年太平之基础，这是三代所不及的，徽、钦二帝被俘之痛，也是汉、唐所不曾有的。遥想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皆痛心疾首同仇敌忾，誓不与金贼共存，因而能够于奔败之际而战胜强悍之敌。至秦桧倡邪议以阻抗金行动，大批忠臣义士屈死南方，而天下之刚气因此而怠惰了。三十多年来，虽然从西北、中原迁移东南的人们尚在苟且为生，但对君父之大仇也已淡忘了。自非金海陵送死淮南，也不知道兵戈为何等事物。更不谈期望他们能愤故国之耻，而同心协力执戈放箭了。
“如果说靖康之耻业已久远的话，那么，海陵之祸则发生在陛下即位前一年。只有陛下一个奋不自顾，发誓要重振国威，但天下之人安然自得，若无其事，且发一些奇谈怪论，认为陛下好大喜功，不计后果。在这种情势下，作为皇帝陛下也不能以崇高之势去力挽狂澜，只得隐忍于今，其间经历了十七年。
“春秋时期，君臣父子之间有相互戕杀之祸，但整个社会尚为安定。但孔子独以为，三纲既已不复存在，则人也异化而为禽兽了。孔子为此奔走呼号，却始终找不到共鸣之声，因而立志写春秋，希望以此书扼制乱臣贼子。现今社会淡忘君父之仇，此非长治久安之道。应使学者学习孔子之道，陛下应有所作为，而不是苟安无为。南师之不出击，于今有多年了，难道是没有一位豪杰能勇于担此重任吗？不是的。因为豪杰要有所表现也必须选择一定的时机。如果国家不能主动奋起抗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由豪杰自觉起来抗敌。朝廷不可仗恃有衣冠礼乐之文明，祖宗积累之深基，就以为可以久赖天命人心而居安无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自三代以来的圣人都非常清楚这个道理。
“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落了，而吴、越之国兴于小邦，一度处于主宰其他诸侯的地位。黄池之会，孔子感到甚为痛心，因为它似乎表明中原国家无能人。这是现今儒者所不谈的事情。现在金朝根基已固，我们不可能轻易将其消灭，而且国家也没有在这方面做充分的准备，也不可轻率地大举出击。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机。臣以为，通和之约，造成上下之人的苟安心态，两次割地之举，也为人们所首肯。宋金和议，至今已有十多年，凡今日之筹划方略者，他日因老迈只能运筹帷幄，而今日纨绔少年，他日将用以决战疆场，府库充盈，无非财也，介胄鲜明，无非兵也，假使发生战争，我方必败无疑。为什么呢？因为人才只有使用才知道是否有能力。坐谈能力是不足以依恃的。军备到用时才知够不够，平常装满府库不足仗恃。陛下此时庆幸无事，庸俗吏员都可以当官号令，执行陛下使命，而陛下也认为这些人好使唤，致使许多有才之士不能施展其才能，随着岁月流逝，他们就将老而无奈了。臣因此说：通和之约，造成上下之人的苟安心态，也使割地之举变得顺理成章。
“东晋百年之间，南北之间不曾通和议，所以其大臣将领能东西驰骋，涌现了许多可用之才。现在，如果不通和好，人们总有敌兵压境的感觉，因而唯恐通和被破坏。即便是陛下，也不得不顺应这种潮流。过去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使我方不知如何戒备。它可随时出兵骚扰我方。现在情况不同了，金朝城郭宫室，政教号令皆同于中国，点兵聚粮，文书往返，动则需相当长的时间，若一方有警，也能引起三方骚动。这种状况就制约它不能轻易出兵侵扰我方。然而，如果朝野之士真有敌兵压境的警觉，这未尝不是国家之福气。朝廷应善于起用英雄，使之为国争天下，而不应以通和怠惰其心志。
“晋、楚两国交战于必阝，栾书认为：‘楚国自从攻克庸以来，其国君时常训戒国人说：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不可怠惰戒惧之心。国君还时常训戒士兵说：胜利不可常保，纣王虽战功卓著，但因其忘乎所以，最终也落得丧命无后的下场。’后来，晋、楚休战于宋国，子罕认为‘：战争能威镇邪恶而维护文德，圣人能很好地利用它，而乱臣总是因惧怕而废弃它，这一兴一废之间，能展示出存亡昏明之心术。如一味舍弃战争，就是一种毁道和欺蒙诸侯的行为。’人心是不能骄惰的，军威是不可废弃的，故虽成、康拥有太平之世，仍保留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这也就是李沆极力反对真宗与辽议和的原因所在。况且现今南北成抗衡之势，如废兵以惰人心，使人们安于忘记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原大地于不顾，就只能投合昏庸之人的意愿，执政者之失策将因此而更加严重。陛下为什么不能倡明大义，而断然与金决裂呢？
“贬损车驾，坐正殿，陛下当痛自悔责，发誓复仇，以此激励群臣，振作天下之士气，鼓舞中原之人心。如此一来，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自惰了；东征西讨，就会涌现大批人才，盈虚相辅，军粮就有了保证。那些狂妄之辞就会不攻自破，懦庸之人就会不斥而自退。有才之人纷纷而出，只待陛下起用。云合响应之形势，非安坐可以得来。臣请为陛下陈说国家立国之本末，且策划今日大有为之方略，论述天下形势之消长，而提出今日大有为之机谋，愿陛下细听之。
“唐朝自肃宗、代宗之后，朝廷渐渐失去权柄，而藩镇割据势力大长，他们专有土地和人民，自用甲兵财赋。官爵由其自命，致使许多人才尽心为其效命，终于造成一种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乱。宋太祖当朝后，四方诸国被先后平定，节度使也自愿接受朝廷统制。各州郡也直接受制于京师，以京官权知其事，且规定三年一换官，地方财税，统收于漕司，而兵士各归于郡县。朝廷以一纸之令下于郡国，如臂之使指，莫敢有违。凡小官微职，概由朝廷任命，天下之势遂归一统。京师重地，以重兵把守，郡国也各有禁军，此乃天子使其自守其地的方法。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纲纪总揽，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士以标准录取，官以资格晋升，不求意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奇功。天子昼夜忧勤于其上，以义礼廉耻正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百姓之生，全天下皆处于规矩准绳之中，因而才奠定了二百年太平之基。
“然而契丹遂得以猖狂放肆，敢与中国抗衡，俨然是南北两朝，而无主从之区别。小小澶渊一战，中国之势力被削弱，根本虽厚而不可稳立。因此，庆历年间增加对契丹的岁币一事，富弼认为是朝廷之奇耻大辱，因而终身不敢自论功劳。因为契丹下征令，是主子的威风，天子供贡，乃臣下之礼节也。契丹之所以能取胜中国，是其力量长期积蓄的结果。它在立国之初，势力的发展就显现出征兆。为此，我祖宗皇帝常严庙堂而尊重大臣，常宽郡县而重信守令。在法度之内，不曾为难天下之富商大贾，在常规之外，大力褒奖天下之英俊豪杰，这些措施有助于造成立国之大势，能够防备内外忧患的出现。
“庆历年间，诸大臣也曾愤中国之大势不振，然而，其新政举措使群臣争相发表自己的观点，法令也为之变易，这样一来，朝廷就失去了威严；另外，加重按察使的权力，使之邀功生事，便又降减了郡县的地位。虽然章得象、陈执中等人对之有所阻止，但因他们本身无所主张，无所建树，也难免遭他人的排挤与弹劾。庆历新政中，有关破除旧例、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劝农桑、务宽大等措施有合理的因素，但其主要的改革思路和措施是错误的。这也就是它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枉费仁宗皇帝一片苦心的原因所在。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迎合圣意，但其变法的实质是要收天下之兵尽归朝廷，另行教练以达强兵之目的；是要括郡县之利尽入朝廷，别行度算以达富国之目的。其青苗之法，唯恐富民之不困乏；均输之法，唯恐商贾之不损折。罪无大小，动则兴狱，士大夫因畏罪只好缄口不言；西北两边军政皆委派其亲信统辖，豪杰英伟因而耻于受其役使，王安石的聚敛措施使神宗皇帝误以为兵财之数巨大，遂毅然决定南北征伐，结果不仅圣意不能实现，天下之势也毫无振兴。王安石的错误在于：他不知道朝廷之所以没有立国之势，症结在于文法太密，事权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依恃，兵财太集于上而重迟不易举发。神宗误用上述四点以助其势，而王安石也竭之不遗余力。所以说，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1086～1094)、绍圣(1094～1098)一反一复，正好为金人侵侮于我提供了帮助和机会，哪里还能指望其能振兴中国以威慑四方呢？
“南渡以来，朝廷大抵遵循祖宗之旧法和遗训，虽小有因革增损，但无关举足轻重，如赵鼎等人本来就不懂变通之理，秦桧更无耻事仇，矫饰太平，欺瞒君臣，其罪可杀。陛下愤王业之屈辱于东南一隅，厉志复仇，难免想凭借天下之兵以为强盛，想搜括郡县之利以达富裕。加惠百姓，而使富人无五年之积蓄，不重征税，而使大商无巨万之家藏，国势也日益困竭。臣担心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危急之用。陛下日思夜想，期达中兴日月之功，以纯墨取士，以文法处事，圣断裁制于朝野，而大臣空有其名，胥吏只知坐行条令，官僚机构相互推诿责任，致使人才变得日益卑微和卑鄙。臣以为靠文取士，依资格升官，不足以受重用。当初太祖制定天下之大政方针，到太宗时已不能全然应用。陛下如能依太祖之意行事，即可开社稷数百年之基础，如果不是这样，便难以维持社稷国家，臣担心祖宗留下的积累也要失去了。陛下如听臣之建议，则能知晓今日大有为的方略了。
“五代时的吴国与蜀国皆禀天地之偏气，钱塘更为吴国之一角，唐朝衰落时，钱艫在此地潜心经略，终于建立了吴越国，因为他认为吴国较小，不可能完全独立，所以常朝事于中原大国，宋朝建立后，其子钱亻叔以其家入开封，并主动献出国土。因此，钱塘之地在五代时遭兵难最少，因而在宋立国后的二百年间，此地的人物日益繁盛，终于独领东南之风骚。到了建炎(1127～1130)、绍兴(1131～1162)年间，钱塘曾为六军所驻之地。当时就有人认为钱塘之地不足以扩张形势而图恢复大业，而秦桧却于此扩充官僚机构以展礼乐。其实，钱塘这个地方的风俗本来就崇尚华靡，加之士大夫再建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际，上下晏安，终使钱塘成为小小乐园。弹丸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坐镇且五十年，所以钱塘的山川之气业已消耗殆尽。其谷粟、桑麻丝之利，一年不如一年，禽兽、鱼鳖、草木之生，一天不如一天，而上下之人皆不以为异。公卿将相大多为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也日益枯竭。官场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有成就也足以称雄其间。陛下据钱塘已衰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想鼓动东南苟安脆弱之众，向北恢复中原，这将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荆州、襄阳之地，在春秋时，楚国据此以虎视齐国和晋国，而齐、晋不能屈服。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国争雄。其后三百年，光武帝兴起于南阳，与之共事的大多为南阳故人。又过了二百多年，荆、襄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刘备，荆楚之士从者如云，而刘备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等人皆以其地闻名。再过百余年，晋氏南渡，荆、襄常雄于东南，而东南也往往倚之以为强，萧梁竟以此地而替代齐国。待荆、襄之气消耗无余时，隋、唐以来它便成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年之间，荆、襄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二州，人烟稀少，土产卑薄，有名之人可谓寥若晨星。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其间，而横遭践踏，到如今，此地虽为宋、金分划交据，但往往不被看重。因为粮食不能由此产生，军队也不可据此而推进，议者也许以此为忧，而不知其势足可利用。臣以为，荆、襄之地虽为偏方，然而，没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都不发泄的情况，何况其东通吴地，西连巴蜀，南及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用。现今如能开垦其地，洗新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了。荆、襄之地是形势消长的关键所在。
“陛下应慨然移都建业，官僚机构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做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安居建业之意；平常以江、淮之军防备金人入侵，而精心挑选一位有勇有谋、有胆有识之人，委以经略荆、襄之重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励精图治三、五年，则国家之势有望形成。
“石晋丧失卢龙，酿成开运之祸，太祖皇帝起初从郭太祖征讨，最终平定了天下。其后，契丹在甲辰(1004)败于澶渊，而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真宗皇帝东封泰山，西祀汾阴，以告太平，为本朝极盛之时。又过六十年，神宗皇帝以丁未(1067)岁即位，国家之形势开始改变，又过六十年，丙午、丁未(1026～1027)，遂为靖康之祸。也是在祸临之年，天降大任于陛下，且启发陛下北向复仇之志。今天距靖康之祸仅有十年。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当努力以应其变，不可苟安以磋砣岁月。
“臣非奸佞，从小有驰骋四方之志，曾多次到行都。行都虽有人物如林，但其议论皆不足以启发人意，臣由此感到陛下有为之志无人理会。辛卯、壬辰之间(1169)，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源，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及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矣。开始觉悟到，今世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的儒士，实际上都是些风痹不知痛痒者，举国上下安于君父之仇，而这些儒士还在那里拱手作揖空谈性命，真不知何者谓之性命。陛下容纳他们但不任用他们，臣因此而佩服陛下之仁；今世自以为懂富国强兵之术的所谓才臣，实际都是些狂妄蛊惑之人，他们平时不讲究立国之本末，而喜欢信口开河阔论富强，真不知何者谓之富强。陛下洞察他们而不尽用他们，臣因此而佩服陛下之明。陛下励志复仇足以感天命，笃于仁爱足以收民心，而拥有仁明更足以照临群臣偏极之论，此可谓百代之明君。然而到现在，皇帝陛下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拖延大有为之岁月，臣因此不胜愤懑，也就不顾卑贱而进献愚策了。”
陈亮上奏后，孝宗皇帝赫然震动，打算将其奏章张贴于朝堂，以励群臣，并仿用种放受召之旧事，召陈亮上殿，准备起用陈亮。左右大臣不知如何是好，唯曾觌理解陈亮，并想会见陈亮。因曾觌名声不好，故陈亮耻于见他，最后越墙而逃。曾觌因陈亮拒见自己，显得很不高兴，其他大臣特别厌恶陈亮的直言不讳，因而交相沮抑陈亮，乃有都堂审查之命。宰相按皇上旨意，找陈亮询问情况，因话不投机而产生隔阂。
陈亮待命十日，再次赴朝上书曰：
“恭惟皇帝陛下励志复仇，不肯即安东南一隅，是有大功于国家的。然而，钱塘为浮华奢侈之角落，如欲据此以图恢复中原是十分困难的，加之东南之民多安于现状，如欲依靠他们以图进取则更不容易。财止于府库，则不足以通天下有无，兵止于尺籍，则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由此而产生了拖延之计，陛下原有之宏略大志也变样了。臣对此种状况不胜忧愤，因而虔诚做书，献于庙堂，希望能当面向皇帝陛下陈述立国之本末，而开大有为之方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定大有为之机谋，力求符合太祖经略天下之本意。然而，臣待命八日，未得如愿以偿。臣担心天下豪杰胡乱猜测陛下之意向，从而影响云合响应之大势的形成。”
陈亮又上书说：
“臣臆想国家维持之计，至今已日见困穷，而太祖皇帝所制定的大政方针，至今犹可恃以长久，如能依其本意变通行事，则恢复大业不足为奇。然而变通之道有三种：有可以拖延数十年之策；有可以为一百五、六十年之计；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机。形势明朗而效果非常，非陛下聪明超越百代不能达成。臣不敢泄机于大臣面前，然大臣们拱手称旨求问，臣只好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
“其一曰：徽、钦二帝被俘之痛，乃国家之奇耻大辱，曾引起天下之人的公愤。五十多年来，虽然天下之气渐渐颓堕，不再牢记奇耻大辱，但陛下当与大臣共同振作其精神，以发泄其仇恨，使人人如报私仇，此乃春秋写卫人杀州吁之用意所在。
“其二曰：国家之气候，是使天下人循规蹈矩以行事，群臣只求无过，哪有心思施展才华求意外之功呢？
“其三曰：太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取重文轻武的策略，所以本朝是以儒立国，儒道之振兴，独优于前代。今天下之士萎靡不振，实在令人厌恶，陛下当与大臣们反其道而教之，使其振作，一旦有急，便不至于缺乏人才，这样做也不违背太祖之本意，而东西驰骋以定祸乱，也不必专靠武臣了。
“臣所以为大臣论者，其意大致如此。”
陈亮上书后，皇帝打算起用他，但他笑着说：“我上书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而非为了博取一官半职。”遂很快渡江而归。归家后，陈亮整天落魄醉酒，与乡邑之狂士长饮不止，醉酒后说些大话胡话，有犯上之嫌。有一士想陷害陈亮，将其醉酒之后所说的话密报刑部。刑部侍郎何澹曾为考官，没有录取陈亮，陈亮愤愤不平，所以多次骂过何澹，何澹因此怀恨在心，当他得到密报后，即立案审查。陈亮因而入狱，被打得体无完肤，落了个图谋不轨的罪名。孝宗得知这一情况后，曾密遣左右查访其事。及奏入取旨时，孝宗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并抛其牍于地，陈亮遂得免罪。
陈亮住在家里不多久，其家僮犯杀人之罪，恰巧被杀者曾经侮辱陈亮的父亲陈次尹，因而怀疑为陈亮的指使。此事告于官府后，家僮被打得死去活来，反复数次，仍不服。陈亮也被囚于州监狱。属台官言陈亮罪情严重，移陈亮于大理寺。当时的丞相察觉皇帝有救亮之心，加之辛弃疾、罗点称赞陈亮有才，所以竭力护佑陈亮，陈亮再次免于一死。
陈亮屡遭大狱后，归家励志读书，所学十分广博。其学自孟子后惟推崇王通。他曾说：“研究义理之精微，以辨析古今之同异于分秒尺寸之间，推心论礼，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憔悴面容，弯腰驼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疚。至于堂堂之陈，正正之旗，风雨雷电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幻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以为尚欠火候。”陈亮之意大概是指朱熹、吕祖谦等云。宋高宗驾崩后，金朝遣使前来吊唁，但金使态度傲慢，不以礼对宋。光宗由旧宅判临安府，陈亮感孝宗之知遇，赴金陵视察形势。之后，陈亮上疏说：
“有非常之人才，然后可以建立非常之功业。要建非常之功，而只用一般人才，拟平常之计划，做平常之事情，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秦桧以通和于金而误国二十余年，天下之精气已索然无余。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已有二十余年，天下之士始知奋斗方向，其有功于社稷者，可谓数说不尽。高宗皇帝年迈时，陛下不想大举北伐，以免惊动高宗慈颜，只能压抑心思，俯首敬老。陛下孝道之盛，可谓史无前例。现在，高宗皇帝已经驾崩，天下之英雄皆仰首以观陛下之举动，陛下隐忍仇恨二十年，且积聚了天下之精气，能够在顷刻间消失吗？
“天下是不可能坐着等来的，军队也不可能只胜不败，驰骋奔战不宜于年高德尊之人。太子居内为监国，行外曰抚军，陛下为什么不在此时册命太子为抚军大将军呢？让他巡视建业，兼统诸司，尽护诸将，设置长史司马以专其劳；而陛下在宫廷操制人才，协调天下，以不变应万变，这就是肃宗册命广平王之原因所在。
“高宗与金朝有父兄之仇，生时不能报仇，则死时必寄望于子孙。现在，宋对金礼义有加，且不断奉送金帛宝货；而金朝在高宗驾崩后，仅派一使前来吊唁，其使来后，态度傲慢，如临小邦，所致之哀悼之辞也寥寥数语，且不恭不敬，仁人义士对此痛切心骨，岂能因陛下圣明智勇而咽下这口气呢？
“陛下若以大义为正道，以抚军之言为可行，就应当先经营建业，然后派太子亲临此地。今年底策划北伐之谋，为了经营好建业，振作天下之士气，陛下当与金决裂。如此一来，陛下的复仇之志将很快得以实现。希望陛下能听一听臣的意见，用其喜怒哀乐之权来鼓动天下。”
陈亮这篇奏疏的用意在于刺激孝宗恢复信心，而此时孝宗将内禅光宗，陈亮的意见被搁置一旁，朝廷中许多人将陈亮视为狂怪。
先是，乡人会宴，特置胡椒于陈亮面前的盘碗中，这是其对待怪异之人的一种方法。宴后，与陈亮同坐一起的人回家后突然暴死，人们怀疑死者是吃了有毒的食物，遂报官备案。当时，吕兴、何念四殴打吕天济将死。吕天济恨曰“：陈亮指使他们杀我。”县令王恬认为有此事，台官指使监司选酷吏刑讯逼供，但终无所获，陈亮被移往大理寺，众人都以为陈亮必死无疑。少卿郑汝谐在看了陈亮的辩词之后，惊奇地说：“陈亮乃天下奇才。国家如果杀无罪之士，就将上干天和，下伤国脉。”并且极力陈说于光宗，在光宗的干预下，陈亮遂死里逃生。
不久，光宗策考进士，问以礼乐刑政之要义，陈亮以君道师道对答，说“：臣下以为陛下在孝宗皇帝当政的二十八年时间里，无时不在为父皇分忧解难，而问安视寝之余，察言观色，了解到父皇的心思及抱负甚多，并将重大方针身体力行，哪里仅仅是一周看望父皇四次做给京城人看的呢？”当时，光宗因不朝拜皇华宫，正受到群臣进谏，光宗十分反感。陈亮的答卷让光宗喜不自禁，因为陈亮认为光宗是善处父子关系的。本来陈亮获进士策考第三名，但光宗因偏爱这份答卷，将其擢升第一名，后来光宗得知第一名为陈亮，大喜曰：“朕之眼力果然不错。”孝宗在南内，光宗在东宫，闻陈亮获第一名，皆感欢喜，所以赐第告词说“：你早以艺文首贤能之书，后以论奏动圣上之听，亲阅答卷，嘉奖其一贯所为，擢置进士第一，此乃上天有意遗留于朕也。”之后，陈亮被授佥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还未到任，即突然去世。
陈亮中进士第回家的时候，其弟陈充前来迎拜，兄弟俩相拥而泣。陈亮对弟说“：假如将来有一天我富贵了，当首先报恩于你，我死的时候也可使先人含笑九泉了。”听者感到黯然神伤。陈亮一生志存经济，讲求信义，与人肝胆相见。与人交谈，必本于君臣父子之义，虽为布衣，却积极推荐人才。陈亮家境一般，但见奇人寒士就接济衣食，一直坚持这样做。他去世后，吏部侍郎叶适奏请朝廷，破例命补陈亮一子为官。端平初年(1234)，赐陈亮谥号曰“文毅”又提拔其一子为官。
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喜欢著书，不爱写单篇文章。郑樵颇为自负，认为自己不比汉代刘向、扬雄差。他常年居在夹氵祭山，过了三十年远离社会人世的艰苦生活。后来，他开始游历名山大川，并着意搜集奇风异俗的材料，考察古迹历史沿革。旅途中，凡是遇到藏书之家，必然会借宿于此家，直到把人家所藏的可读之书读完才离开。当时，包括宰相赵鼎、张浚在内的士大夫们都十分器重敬仰郑樵。郑樵对六经、诸子百家很感兴趣。于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研究，他将自己研究所得撰成书稿，于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上呈朝廷，皇帝下诏将其书藏于秘书府，郑樵因此更加奋发学习和研究，二百多人拜他为师，听他讲学。
由于侍讲卫纶、贺允中的推荐，郑樵被皇帝召见。他向皇帝陈述了自东汉班固以来历代撰著史书的种种弊端。皇帝说“：朕早就听说你的名字，你能够潜心钻研古学，且自成一家，值得称道，为什么与你相见这么晚呢？”遂授郑樵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后为御史叶义问所弹劾，改监潭州南岳庙。
绍兴二十九年(1159)，郑樵开始动笔写通志，二年后完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不久兼摄检详诸房文字，请修金朝正隆官制，因要与宋朝官制相参照，所以请求进入秘书省查阅书籍，不久，又因言官议论获罪，此事停罢。金军入侵宋朝时，郑樵说岁星分布在宋方，金朝皇帝将死，后果如其言。宋高宗巡幸建康，命郑樵进呈所著之通志，郑樵就在这个时候病故，终年五十九岁，学者将其称为“夹氵祭先生”
郑樵喜欢从事分门别类的考证工作，所著的书虽然很宏富，但大多没有多少创见。他一生不怕艰苦枯淡，乐于施予他人，但内心对入仕做官极有兴趣，可以说孜孜以求。这一点曾招来不少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