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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亦刚准备相送,就被老人拒绝了。
老人只说了四个字,“对你不好!”
为什么要说对苏亦不好?
还是跟他时下的尴尬身份有关系。
十年结束以后,他就属于一直被监管的状态。
甚至早些时候,梁晓活动的地方就是北大北墙里边两座灰色的楼,叫“北招待所”,整个被梁晓包了,他们吃、住、写东西都在里头。
审查开始几周不让回家,后来两周回家一次,后来一周一次,后来3天一次,最后变成回家住,白天都在“北招待所”开会写检查。
不过现在已经两年过去,他们的审查期基本上就要过去了。
不然,这位老教授怎么可以在北大自由出入,还去图书馆借书。
甚至,还可以让苏亦上门拜访。
然而,这种影响也并没有全部消散,不然,老人何至于此,不让苏亦相送,还担心对他一个学生影响不好。
然而,这是老人的心结所在,苏亦也不比执拗的去证明什么。
望着老人离开的背影,苏亦只能感慨。
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都要放到所在的年代去评论,不能脱离所在的年代以及其遭受的经历。
但那样的年代,又不是一定要经历?
只能说造化弄人吧。
那么为什么周一良担心会对苏亦影响不好呢?
这也是跟时下北大的氛围有关,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因为十年间压下来的事情太多了。学校的大环境乱,历史系这边也很乱。
时下北大的历史系的教员组成,大概有四种,遗老,老中青。
遗老是哪一波人呢?
在历史系,邓广铭、周一良、张芝联三位先生肯定是属于遗老。
那么考古专业呢?
苏秉琦、阉文儒、宿白三位先生肯定也属于遗老。
那么老人呢?
考古教研室这边就不多了。
主要还是存在于历史系这边。
比如,周一良先生曾经提到的王永兴。
实际上,十年过后,北大缺人的厉害。
这种情况下,邓广铭担任历史系主任之后,做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挖人。
用他的话来说,此刻的北大,能上课的人,根本就没有。
总不能让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上台讲课吧?
邓主任当时的第一个决定是,青年教师不急于上课,更不要去上基础课,要去进修。
甚至,邓广铭还感慨,“能上的,倒是有两个,可他们能来吗!”
邓先生说的这“两个“,一指周一良,二指田余庆。当时这两个人正在梁晓学习班接受审查。
这样,邓先生外请了一批人来开课。一时之间,历史系的课堂上外来教师云集。
有宁可讲中国通史、蔡美彪讲辽金元史、漆侠讲宋代经济史、胡如雷讲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刘乃和讲历史知识讲座、王利器讲古文选读。
其中,漆侠就是邓广铭先生名下的首位研究生。
不过邓广铭这个决定,并不是没有坏处的。
坏处就是这个决定冲击了北大历史系不少教员的利益。
这一下惹翻了系里好多人。晃荡十年了,好不容易盼到这个时候,谁不想上课?
可以说回到讲台,就是这帮教员最为热切的期盼。
其实,在十年后期,只要有一点点工夫,人人都在用功。年轻一点的或是学了英语、或是学了日语。
这还是在历史系的普通老师身上,放到考古专业这边,成果都出了好一大波了。
因为,考古教研室这边,该发掘的发掘,发文章的发文章,可以说,考古专业是整个北大历史系恢复元气最快的专业。
而历史专业这边,也不都是吃干饭的,这些老师的抽屉里,也存了不知道多少文章,指望着早日发表。
所以从这点来说,邓广铭先生确实动了不少北大历史系教员的奶酪,估计这一点,邓广铭先生都料想不到。
不过只要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都知道邓广铭先生的强势是出了名的。
比如,他上任之初,电话铃声一响,邓先生拿起电话来说:“我姓邓,邓xx的邓!“其实人家未必问起他“贵姓“,邓先生也要这样说话。
这时,历史系的师生基本上都知道,为什么邓广铭先生会强调他这个邓是另外一个邓呢?
这是有原因的。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另外一个邓表达的含义更重。
所以,历史系的师生慢慢也感受到他这是一种表示,表示他对自己说出的话负着责任。邓先生上任在1978年底,这个时候,77级入校已大半年,78级入校也有三个月了,一朝遂愿入校,两届学生都在嗷嗷待哺。上课,这是劈头第一大事。
他的主张常常高于他的实施;他的表达,又常常高于自己的主张。
如像邓广铭先生所说,系里只有两个人可以上课,就是一种极端的表达,他的意思只在强调自己的主张和决心。
事实上,北大肯定不只有两个老师在上课,比如,商鸿逵、许大龄先生都在开课;张光达、罗荣渠两位本是他欣赏的人,也开了课。
世界史方面,他没有外聘一人,都是本系的教师在开课。
因为张芝联这样的大牛坐镇,人才济济。
从校外请人讲课,应了一时之急,应无异议。
那个时候各校的历史系都在先后复课,像这样一张课表,可不是哪家都能拿出来的。
邓广铭先生以他在学界的人脉和号召力,让77级、78级学生见识到这些大家,平心而论,确属难得。
邓先生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抢先一步,打了一个时间差,成就了此事。
苏亦刚准备相送,就被老人拒绝了。
老人只说了四个字,“对你不好!”
为什么要说对苏亦不好?
还是跟他时下的尴尬身份有关系。
十年结束以后,他就属于一直被监管的状态。
甚至早些时候,梁晓活动的地方就是北大北墙里边两座灰色的楼,叫“北招待所”,整个被梁晓包了,他们吃、住、写东西都在里头。
审查开始几周不让回家,后来两周回家一次,后来一周一次,后来3天一次,最后变成回家住,白天都在“北招待所”开会写检查。
不过现在已经两年过去,他们的审查期基本上就要过去了。
不然,这位老教授怎么可以在北大自由出入,还去图书馆借书。
甚至,还可以让苏亦上门拜访。
然而,这种影响也并没有全部消散,不然,老人何至于此,不让苏亦相送,还担心对他一个学生影响不好。
然而,这是老人的心结所在,苏亦也不比执拗的去证明什么。
望着老人离开的背影,苏亦只能感慨。
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都要放到所在的年代去评论,不能脱离所在的年代以及其遭受的经历。
但那样的年代,又不是一定要经历?
只能说造化弄人吧。
那么为什么周一良担心会对苏亦影响不好呢?
这也是跟时下北大的氛围有关,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因为十年间压下来的事情太多了。学校的大环境乱,历史系这边也很乱。
时下北大的历史系的教员组成,大概有四种,遗老,老中青。
遗老是哪一波人呢?
在历史系,邓广铭、周一良、张芝联三位先生肯定是属于遗老。
那么考古专业呢?
苏秉琦、阉文儒、宿白三位先生肯定也属于遗老。
那么老人呢?
考古教研室这边就不多了。
主要还是存在于历史系这边。
比如,周一良先生曾经提到的王永兴。
实际上,十年过后,北大缺人的厉害。
这种情况下,邓广铭担任历史系主任之后,做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挖人。
用他的话来说,此刻的北大,能上课的人,根本就没有。
总不能让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上台讲课吧?
邓主任当时的第一个决定是,青年教师不急于上课,更不要去上基础课,要去进修。
甚至,邓广铭还感慨,“能上的,倒是有两个,可他们能来吗!”
邓先生说的这“两个“,一指周一良,二指田余庆。当时这两个人正在梁晓学习班接受审查。
这样,邓先生外请了一批人来开课。一时之间,历史系的课堂上外来教师云集。
有宁可讲中国通史、蔡美彪讲辽金元史、漆侠讲宋代经济史、胡如雷讲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刘乃和讲历史知识讲座、王利器讲古文选读。
其中,漆侠就是邓广铭先生名下的首位研究生。
不过邓广铭这个决定,并不是没有坏处的。
坏处就是这个决定冲击了北大历史系不少教员的利益。
这一下惹翻了系里好多人。晃荡十年了,好不容易盼到这个时候,谁不想上课?
可以说回到讲台,就是这帮教员最为热切的期盼。
其实,在十年后期,只要有一点点工夫,人人都在用功。年轻一点的或是学了英语、或是学了日语。
这还是在历史系的普通老师身上,放到考古专业这边,成果都出了好一大波了。
因为,考古教研室这边,该发掘的发掘,发文章的发文章,可以说,考古专业是整个北大历史系恢复元气最快的专业。
而历史专业这边,也不都是吃干饭的,这些老师的抽屉里,也存了不知道多少文章,指望着早日发表。
所以从这点来说,邓广铭先生确实动了不少北大历史系教员的奶酪,估计这一点,邓广铭先生都料想不到。
不过只要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都知道邓广铭先生的强势是出了名的。
比如,他上任之初,电话铃声一响,邓先生拿起电话来说:“我姓邓,邓xx的邓!“其实人家未必问起他“贵姓“,邓先生也要这样说话。
这时,历史系的师生基本上都知道,为什么邓广铭先生会强调他这个邓是另外一个邓呢?
这是有原因的。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另外一个邓表达的含义更重。
所以,历史系的师生慢慢也感受到他这是一种表示,表示他对自己说出的话负着责任。邓先生上任在1978年底,这个时候,77级入校已大半年,78级入校也有三个月了,一朝遂愿入校,两届学生都在嗷嗷待哺。上课,这是劈头第一大事。
他的主张常常高于他的实施;他的表达,又常常高于自己的主张。
如像邓广铭先生所说,系里只有两个人可以上课,就是一种极端的表达,他的意思只在强调自己的主张和决心。
事实上,北大肯定不只有两个老师在上课,比如,商鸿逵、许大龄先生都在开课;张光达、罗荣渠两位本是他欣赏的人,也开了课。
世界史方面,他没有外聘一人,都是本系的教师在开课。
因为张芝联这样的大牛坐镇,人才济济。
从校外请人讲课,应了一时之急,应无异议。
那个时候各校的历史系都在先后复课,像这样一张课表,可不是哪家都能拿出来的。
邓广铭先生以他在学界的人脉和号召力,让77级、78级学生见识到这些大家,平心而论,确属难得。
邓先生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抢先一步,打了一个时间差,成就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