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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历史系其他先生的文章著作，苏亦可以不读，但向达先生的文章，苏亦必须要读，因为向觉明先生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苏亦的师爷，因为宿白先生当年在北大文研所读研的时候，就师从向达以及毛准两位先生，向达和毛准两位就商量一家一半，让宿白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下午到图书馆。
当时，向达先生就是北大图书馆馆长，他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期间，可以说北大师生最为幸福的时间段，因为向先生直接允许北大的老师直接进入书库里面看书。
不过北大图书馆这个风气好像保留下来了。
苏亦听说，现在的北大图书馆，不仅允许老师到书库阅读书记，对于他们这些研究生也是开放的，如果有需要，拿着研究生的借书证过去图书馆，就可以进入书库看书。
这种福利，后世的北大学子想都不要想。
听到苏亦这些讲述。
台下的同学们愤慨不已。
“这些混蛋，这些经书明明是从咱们国家流散出去的，他们凭啥不让我们去抄录？拍照？这些该死的英国佬。”
“对，还有该死的斯坦因，都是因为这个该死的家伙，不然，咱们敦煌经卷怎么会流失到大英博物馆收藏。”
“对，还有该死的王道士，这个文盲，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不止王道士，还有该死的晚清政府那些昏庸的官员，尤其是敦煌县令汪宗瀚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
“……”
听到大英博物馆方面的屡次刁难国内的学者，台下的历史系同学们，一个个怒火填胸，情绪激动。
尤其是在苏亦念到向达先生的通信原文的时候，同学们就绷不住了。
然后开始咒骂起来。
他们骂英国佬，骂斯坦因，骂王道士，骂汪宗瀚以及甘肃学政叶昌炽，因为敦煌藏经洞经卷流散海外，这些人都脱不了干系。
而，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批敦煌文书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斯坦因的捐赠。
苏亦也不阻拦同学们发泄着他们不满的情绪，王永兴同样也不阻拦。
等大家发泄过后，苏亦才说，“英国人确实傲慢，不过他们的傲慢则来源于他们的无知，因为，同样盗卖走敦煌藏经洞的文书，法国却成为西方汉学大本营，甚至巴黎都成为西方的汉学中心，而英国人却在汉学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建树。所以，我们不需要跟这无知的人去一般见识，我们要做的就是珍惜咱们这些前辈历经磨难才抄录回来的敦煌文献资料，我们要把这些资料好好利用起来，让我们中国灿烂辉煌的文化重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与其去谩骂，还不如好好利用这些文献资料去做学术研究。
“其实，向达先生拍摄的这些照片仍然保存在北京图书馆。不过遗憾的是，这些照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1937年又到法国巴黎研究敦煌遗书。1938年，向达带着手抄、拍照、晒图所得的几百万字的资科回国。这些都是相当了不起的成果，为了咱们现在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
“除此之外，1934年姜亮夫留学法国1935年开始抄录拍摄文物古籍光照片就拍了3000多张，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
姜亮夫曾在他的著作之中，记录着经历，“我在一九三九年曾去翻阅过近千卷，也摄制了些儒家经典、韵书、字书、老子卷子，并抄录了些有关文学史地的卷子校录了所有的儒家道家经典真是美不胜收的祖国文化的宝库呵连在伦敦所抄得的，辑为瀛涯敦煌韵辑、敦煌经籍校录与杂录诸书。”
“1948年王庆菽自费前往英国陪读。1949年初来到伦敦从头到尾阅读斯氏经卷，除了将敦煌俗文学资料抄录外还影印了一些诗词药方等资料共计262卷、1182张显微照片1950年又到巴黎抄录敦煌俗文学资料并影印了45卷533张显微照片。”
罗振玉、董康、傅芸子、刘半农、郑振铎、浦江、张素痴、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王庆菽等等，这些人，每一个人对敦煌文书搜集都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
这些前辈，在异国他乡，历经千辛万苦，抄写经书这是为了什么呢？
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能够顺利抄录已是幸事，而更多的前辈却遭遇国外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刁难。
一代又一代的大师，为了敦煌瑰宝重回祖国付出了很多。
苏亦对于他们的故事，一一讲述。
“在中国的敦煌政府在一批学者的呼吁下有关的考察和研究也开展起来了。在这一过程中，又一批文献被发现。”
“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向达加入西北史地考察团到敦煌做实地调查，在当地文人那里访查到不少敦煌写卷编成敦煌余录其中就有毛氏郑氏笺注、文选等文学资料。可惜这些资料至今没有印行。”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当年的7月初在拆土地庙建职工宿舍的时候常书鸿等艺术家发现了68件经卷.其中就有珍贵的诗经残卷。后来研究者发现这批经卷来自藏经洞。”
“日本学界获悉敦煌文献被法国人运走的消息后，京都大学曾组织五教授团访华，当发现北京的敦煌遗书大都是与宋代以后刊本大藏经相同内容的佛教经籍后他们把目光转向西方。狩野直喜、矢吹庆辉、羽田亨、内腾湖南、石滨纯太郎、神田喜一郎、那波利贞、小岛马、冈崎文夫等人先后前往欧洲调查研究敦煌遗书。其中对中国敦煌俗文学研究起推进作用的是狩野直喜和羽田亨。”
北大历史系其他先生的文章著作，苏亦可以不读，但向达先生的文章，苏亦必须要读，因为向觉明先生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苏亦的师爷，因为宿白先生当年在北大文研所读研的时候，就师从向达以及毛准两位先生，向达和毛准两位就商量一家一半，让宿白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下午到图书馆。
当时，向达先生就是北大图书馆馆长，他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期间，可以说北大师生最为幸福的时间段，因为向先生直接允许北大的老师直接进入书库里面看书。
不过北大图书馆这个风气好像保留下来了。
苏亦听说，现在的北大图书馆，不仅允许老师到书库阅读书记，对于他们这些研究生也是开放的，如果有需要，拿着研究生的借书证过去图书馆，就可以进入书库看书。
这种福利，后世的北大学子想都不要想。
听到苏亦这些讲述。
台下的同学们愤慨不已。
“这些混蛋，这些经书明明是从咱们国家流散出去的，他们凭啥不让我们去抄录？拍照？这些该死的英国佬。”
“对，还有该死的斯坦因，都是因为这个该死的家伙，不然，咱们敦煌经卷怎么会流失到大英博物馆收藏。”
“对，还有该死的王道士，这个文盲，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不止王道士，还有该死的晚清政府那些昏庸的官员，尤其是敦煌县令汪宗瀚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
“……”
听到大英博物馆方面的屡次刁难国内的学者，台下的历史系同学们，一个个怒火填胸，情绪激动。
尤其是在苏亦念到向达先生的通信原文的时候，同学们就绷不住了。
然后开始咒骂起来。
他们骂英国佬，骂斯坦因，骂王道士，骂汪宗瀚以及甘肃学政叶昌炽，因为敦煌藏经洞经卷流散海外，这些人都脱不了干系。
而，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批敦煌文书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斯坦因的捐赠。
苏亦也不阻拦同学们发泄着他们不满的情绪，王永兴同样也不阻拦。
等大家发泄过后，苏亦才说，“英国人确实傲慢，不过他们的傲慢则来源于他们的无知，因为，同样盗卖走敦煌藏经洞的文书，法国却成为西方汉学大本营，甚至巴黎都成为西方的汉学中心，而英国人却在汉学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建树。所以，我们不需要跟这无知的人去一般见识，我们要做的就是珍惜咱们这些前辈历经磨难才抄录回来的敦煌文献资料，我们要把这些资料好好利用起来，让我们中国灿烂辉煌的文化重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与其去谩骂，还不如好好利用这些文献资料去做学术研究。
“其实，向达先生拍摄的这些照片仍然保存在北京图书馆。不过遗憾的是，这些照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1937年又到法国巴黎研究敦煌遗书。1938年，向达带着手抄、拍照、晒图所得的几百万字的资科回国。这些都是相当了不起的成果，为了咱们现在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
“除此之外，1934年姜亮夫留学法国1935年开始抄录拍摄文物古籍光照片就拍了3000多张，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
姜亮夫曾在他的著作之中，记录着经历，“我在一九三九年曾去翻阅过近千卷，也摄制了些儒家经典、韵书、字书、老子卷子，并抄录了些有关文学史地的卷子校录了所有的儒家道家经典真是美不胜收的祖国文化的宝库呵连在伦敦所抄得的，辑为瀛涯敦煌韵辑、敦煌经籍校录与杂录诸书。”
“1948年王庆菽自费前往英国陪读。1949年初来到伦敦从头到尾阅读斯氏经卷，除了将敦煌俗文学资料抄录外还影印了一些诗词药方等资料共计262卷、1182张显微照片1950年又到巴黎抄录敦煌俗文学资料并影印了45卷533张显微照片。”
罗振玉、董康、傅芸子、刘半农、郑振铎、浦江、张素痴、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王庆菽等等，这些人，每一个人对敦煌文书搜集都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
这些前辈，在异国他乡，历经千辛万苦，抄写经书这是为了什么呢？
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能够顺利抄录已是幸事，而更多的前辈却遭遇国外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刁难。
一代又一代的大师，为了敦煌瑰宝重回祖国付出了很多。
苏亦对于他们的故事，一一讲述。
“在中国的敦煌政府在一批学者的呼吁下有关的考察和研究也开展起来了。在这一过程中，又一批文献被发现。”
“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向达加入西北史地考察团到敦煌做实地调查，在当地文人那里访查到不少敦煌写卷编成敦煌余录其中就有毛氏郑氏笺注、文选等文学资料。可惜这些资料至今没有印行。”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当年的7月初在拆土地庙建职工宿舍的时候常书鸿等艺术家发现了68件经卷.其中就有珍贵的诗经残卷。后来研究者发现这批经卷来自藏经洞。”
“日本学界获悉敦煌文献被法国人运走的消息后，京都大学曾组织五教授团访华，当发现北京的敦煌遗书大都是与宋代以后刊本大藏经相同内容的佛教经籍后他们把目光转向西方。狩野直喜、矢吹庆辉、羽田亨、内腾湖南、石滨纯太郎、神田喜一郎、那波利贞、小岛马、冈崎文夫等人先后前往欧洲调查研究敦煌遗书。其中对中国敦煌俗文学研究起推进作用的是狩野直喜和羽田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