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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令我对话剧感到热爱，如果没有我们家呢，也许就会少了一些类似姨父“蒲志高”这样的有为青年谁又能说得清呢，这人世间的前因后果，不过，有一点我却是再明白不过的，那就是，我非常怀念那个时代，那个属于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期的年代，那个因了大姨而显得活力十足的年代。
五、教授老师旧情人
我们家和隔壁的教授家，共用一个后院。后院里种着无花果树和香椿树，还有缠满了葡萄藤的葡萄架。每到收获时节，教授负责采摘，教授老婆则小心翼翼地扶着梯子，眼睛紧盯着他，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他万一有个闪失。当年的教授，四十开外。之所以年纪不是很大就被评为教授，倒不是因为他在学术上有多么出色的贡献，而是因为他所学的专业在学院里属冷门。教授身材魁梧，剑眉星目，满面红光，看上去比老婆年轻很多。其实，教授的老婆年轻时长得亦挺好看的，浓眉大眼，颇符合那个时代的美女标准。但她终归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并且，她还比教授大了整整五岁。
都说“女大五，赛老母”果然如此，教授从来不用像其他同时代的中年男知识分子般，下班回家时单车把手上挂着装满菜的网兜，周日在家穿件破了洞的背心对着搓衣板“吭哧吭哧”地洗着一盆子的衣服。教授老婆是不舍得让他干任何家务活的，虽然她一瘸一拐地干起活来看上去很吃力（她幼时因得过小儿麻痹症而跛了左脚）。
跛脚的教授老婆，是一所破庙改成的小学里的民办教师。我就是她的学生，她教我们数学，美术和音乐。体育老师请假了，她就在脖子上挂个铜哨，一瘸一拐地跑来，站在前面教我们做操，发现谁做的不好了，她就朝谁的方向狠狠地吹上一哨子，以示严厉。只会用单手弹风琴的老师，歌声却很美妙。我喜欢在有星星的夜晚，和她的三个孩子一起，围坐在后院的葡萄架下，听她唱“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我今没有好茶饭，只有山歌敬亲人——敬亲人”至今，我仍能清晰地忆起老师唱歌时的面庞，有着月亮般的温柔。当然，我也记得，每逢冬天，就会看见那些精力过剩的男孩子，骑着装满了大白菜的三轮车，吹着口哨一路朝老师家里行进，老师就跟在后面不停地喊，慢点慢点，小心点！他们都是被老师拉来帮忙的学生。唱歌的老师，运白菜的老师，都是教授的老婆，我的老师。
老师家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女儿，老三是儿子，儿子属计划外产物，取名三多。三多因为缺钙长成了箩圈腿，最恼火的就是别人喊他“立正”教授回家后，偶尔掏出两张戏票或电影票，但却不是给老师的，他嫌与瘸腿的老婆出门丢面子，所以只带孩子出门。三个孩子中就数大女儿长得最漂亮，教授每次就带她去。老师并不计较教授对她的态度，每次，她都如所有尽心的母亲般，为即将外出的孩子换上新衣裳，还有平日里难得一穿的红皮鞋，再笑盈盈地送丈夫孩子出门。其实，场面看上去也蛮温馨的。
直到有一次，他们的大女儿回来后，从兜里掏出几颗酒心巧克力，在母亲及弟弟妹妹面前卖弄道，每回看电影啊，阿姨都给我买好吃的。话音刚落，只见教授随手就甩给大女儿一巴掌，大女儿被吓哭了，她捂着发烫的脸颊傻愣愣地盯着父亲，她还没搞明白自己为何要挨打，分明是有个阿姨与他们一起看电影的嘛。老师冲上前，将女儿护在身后，眼睛直视着她的丈夫，目光却尖锐，复杂。教授低下头，沉默着离去。老师没有再去追问女儿关于买糖阿姨的事情，但她却明白了，自己之前对于丈夫的某些怀疑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那之后，教授再也没带过大女儿去看电影，而他不在家的日子，亦更多了。老师不知什么时候喜欢上了独自喝闷酒，她边喝边叹气，流泪。后院采摘果实的日子亦仿佛遥远到上一辈子去了。
大一的那个夏天，我得到一份帮专家抄写和整理资料的假期工作。身着剪裁合体做工精良的西裙和银灰色的高跟皮鞋的专家，弯曲呈波浪的中长发自然地披散在肩。我从没有在生活里见过气质如此高贵的中年女人，我母亲还有我的老师，她们成天在家中忙忙碌碌风风火火，是没有时间在我面前端庄优雅的。专家说话时带笑，不说话时亦带笑，笑起来，眼睛四周就会出现不少可爱的鱼尾纹，仿佛连鱼尾纹亦是笑着的。后来，我们熟悉了，便会在午休时，一起去办公室后面的小山坡上散步。
她总喜欢轻轻地哼唱一些五十年代的苏联歌曲，比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三套车、红梅花儿开、小路歌声轻轻，却流溢出抑止不住的深情与缠绵。终于，在某一天，她对我说出，那些歌都是她在大学里和心爱的人一起唱过的。心上人家庭成份不好，在运动中受尽了磨难。之所以能够读大学皆因为当民办教师的未婚妻的全力相助。他爱她，可却因为要报恩不得不娶了早就订下婚约的未婚妻说这些的时候，我看见了，凝在她眼中的泪。因为喜欢读书，所以我有幸借来她珍藏的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集。翻开书来，却见书中的精彩处有用红笔画的线，还有书写工整的眉批。她告诉我，那都是他留下的字迹，书旧了，纸页亦泛了黄，惟有那上面爱的印记却依然可辨，如同留存在她内心的美好记忆，从未老去。“妻如玉，女如花，清晨的呼唤和灯下的闲话，想起来会让人发傻。”这便是她曾经憧憬过的与他一起的生活。贞洁的妻子，美丽的女儿，哪怕食人间烟火，亦可诗意朦胧。可她两个离经叛道的儿子和在中学教物理的丈夫却永远也给不了她这样的生活。我见过他丈夫，一个高瘦的不怎么爱说话的中年人，他最大的爱好便是对着屋里的家具不停地刷漆，并且由于技术不到位，使得所有的家具看上去都像是被他涂上了眼泪。她不说，我也明白，她的家庭生活其实并不幸福。
我被邀去她的朋友聚会，在那个秋天的星期日。在那里，我遇到了他，隔壁家的叔叔——我老师的丈夫——教授。她望着他，暖暖地对我说，你看的那些书，就是叔叔的。后来，我还得知，他们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没有断了来往，只是碍于各自的孩子还未长大成人而不得不维系着各自的家庭。她和他对我都很信任，甚至她还托我回家时带演唱会的票给他。但他们不知道，这种信任却成为我面对老师时的一种负担。
我的瘸腿的老师，她越来越苍老了。生活不知为何要给这个不幸的女人过多的负荷去承受。身为教授的老婆，这么些年来，她除了得到三个令她劳心劳力的孩子，她什么也没得到过。我真的不想用情人这两个字来定义专家，可她偏偏就是教授的旧情人，一直与教授藕断丝连的旧情人。然而，他们的相爱又有什么错呢？要错就错在他们爱错了时间。数年后，专家离婚了，她以为教授亦会离婚的。可教授却没有，因为彼时，他已位居学院的第二把手，离婚，除了让已长大了的孩子们对他众判亲离，还会离他的位置动摇。男人，生命中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他才不会傻到要美人不要权利的地步，更何况，美人已老。
教授的旧情人，默默地去了台湾，在那边，有她身居高位的老父亲为她留下的大笔财产。这一去，她从此与教授不再有任何干系。后院的果树不知什么时候，全都枯竭了。老师，就坐在枯藤下念经，她信了佛。教授还是很少归家，他忙于四处讲课，签名，售书。后来，我亦离开南京，便不再有他们的消息。
六、孤男寡女过家家
过家家，是那个年代院子里小孩常玩的一种游戏，游戏的内容就是模仿大人们过日子。要过日子，首先就得结婚。于是，小女孩头顶一块不知从谁家拿来的红色抹布，在孩子们“呜喱呜喱哇，新娘子到家了”的呼声中被送到了男孩家门前，男孩掀开破抹布，女孩就成了妈妈，男孩自然也就成了爸爸。有了爸爸，妈妈，也就有了兄弟姐妹，大家在一起模拟买菜洗衣做饭抱娃娃，体味着家的乐趣。只是，这样的“家”一到天黑或吃饭时就解散了，所以，被称为“过家家”
院子里有两间紧挨着的单房，住着单身男人“沙和尚”和单身女人伍姑娘。单身男人和女人，也就是孤男寡女，中间又只隔着一堵墙，于是，就刺激了好事者们的想象力。那些想象无非就是想将他们的关系拉扯得近些更近些，最好，再能发生点什么事，才有嚼头。而事实上“沙和尚”也常帮伍姑娘的忙，比如换个煤气啊，安个灯泡啊，过年刷刷房间的白墙啊当然，伍姑娘也会帮他缝缝被子，补补衣服但他们的关系亦仅限于此。“沙和尚”去伍姑娘房里时，门定是敞开着的，他也必定是穿得严严实实的，哪怕是酷暑的天气。伍姑娘就更不用说了，长袖衫的第一粒纽扣总是紧锁住。
“沙和尚”是鞋店的伙记，老南京人。城南还住着他同样单身的老姐姐。老姐姐年纪大约在六七十岁上下，是所中学的退休语文老师，文革中因为不配合“革命”被她的造反派学生拉去剃“阴阳头”游街。她个头不高，人却很精干，冬天时脖子上总是绕着一条蓝黑色的毛线围巾，围巾看上去像是男式的，有些年头了，破了好几个小洞洞，用同色线缝了，但还是能看得出来。老姐姐时常做些好吃的菜，用饭盒装了，坐好几站公共汽车，给他送过来，好让他下老酒。虽是一个人，可“沙和尚”从不把自己的生活过得简单，他特爱吃老姐姐用姜葱炒的小螺蛳，吮起来的啧啧声一点也不含糊，让人觉得他的日子过得实在是津津有味的。“沙和尚”当然不是真的和尚，只因他的头顶秃得光亮光亮的，四周却是浓密的卷发圈，看上去酷似西游记里的沙僧，故被叫作了“沙和尚”记得那时，我们还专为他那个性十足的头顶编了个顺口溜：中间一个溜冰场，旁边一圈铁丝网。他听到了，也不恼，只是笑着坐在家门口的小凳子上，边抿老酒，边乐道：嘿，还满押韵啊。“沙和尚”最爱看张恨水的小说，那种版本都是他早年收藏起来的，竖字繁体，有时开心了就用南京白话给我们念上一段，抑扬顿挫的语调把大人都给吸引了过去。很多个夏天的夜晚，我们都是背着自家的小椅子，去他门前听他说书说故事。当然，听众当中亦有伍姑娘。
伍姑娘是位中学数学教师。之所以被称作伍姑娘，是因为她虽然头发花白，却仍是独身。伍姑娘原本是位无锡大户人家的小姐，后因在南京求学和工作，也就很少再回家去了。当年的伍姑娘虽青春不再，但偶尔透过一些生活的细节，依旧能看出她从前的风韵和作派——如她“六月六”拿出来挂在院里晒霉的那些华美的旗袍；又如她陈旧的梳妆台上随意放着的一管老牌子的已经风干了的唇膏；再如她手腕上系着的手帕里裹着的玉兰花瓣洒下的一路暗香
她曾经也有过爱人的，那是国民党政府里的一个小小公务员，照片上永远荡漾着当年的英俊和年轻。解放前夕，他去了台湾，留给她的只有手上的一枚蓝宝石戒指和一生无尽的等待。她还有许多大大的硬壳日记本，里边据说写满了对他的思念和期盼，看得出她对那个男人的爱很深很深，这么多年孤身一人，独守闺中，不就是盼着有那么一天，他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吗？我去她小屋里玩耍时，总爱摸一摸她从不离手的戒指，听她用一种特别柔美的语调说：以后，等你长大了，也会有的。于是，我就在她这样的话语中滋生出一种渴望，渴望着长成之后的某一天，有个人也会亲手给我戴上一枚充满了爱情的魔戒。
伍姑娘性子特别温顺，与邻居说话总是轻声细语的。当大院里的一家子又一家子人，热腾腾地坐在门前开饭时，她就关了房门，一个人在里边吃着简单的饭菜。有时，院子里的人家做了好吃的，就会打发孩子们端一碗给她送去，她老是不太好意思，定要在送回去的空碗里放上几粒水果糖。惟有“沙和尚”送来的东西她是不回礼的，因为她亦常给他做些好吃的送去。他还不时帮她干些修理灯泡，搬煤气之类的活，她亦跑去帮他缝缝被子，钉个钮扣的这一对院子里的孤男寡女，看上去更像是在一起玩“过家家”那时，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在某一天，将伍姑娘的头上，顶着一块红抹布，然后，送她到“沙和尚”的门前，让他们拥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啊。
七、傻子疯子早点铺
马台街有间专卖早点的铺子，铺子天不亮就开门了。系着白围裙头戴厨师帽的师傅们，有的忙着朝大煤炉里贴烧饼，有的忙着炸油条。这条街的人大多数都到这儿来买早点，所以，队排得很长很长。人多了就热闹，热闹了就会有故事看，这是必然的。我爱看故事，所以我常自高奋勇地要求帮家里买烧饼油条。
这马台街上，有话剧团，地质局，还有建筑学校，都是出文人的地方，因此，文革中被批被斗的，大有人在。我没能亲历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但我从大人们那里听说过不少，比如谁谁谁被头戴高帽脖子上挂个破鞋子游街，谁谁谁从楼上往下跳，却自杀未遂被摔成了瘸子诸如此类的事情，听起来都令人于心不忍，就更别说被批斗的对象了。所以，那些人当中，出几个精神偏差的，真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早点铺里常见到的那个男人，总是穿着一套深蓝色的卡叽布中山装，干干净净的，不说话时看不出有啥不正常。但他总是在排队时，忍不住走出来，面对大家，鞠个躬，说：现在，我为大家唱段革命样板戏。接着，便摆好姿势，拉开嗓门，开唱，于是，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等等的经典片段就和着烧饼的香味一块出炉了。唱完了，就有人让个位子出来叫他快来买早点。之后，他就会拿起装满烧饼油条的钢筋锅一路顺风小跑着回家。买早点的都是这条街上的老住户，都知道他是建校的老师，文革中因为海外关系被整，曾经三天三夜被关在黑房子里不见任何光亮，出来后满脸呆痴痴的，不说任何话。后来，日子久了，他亦慢慢恢复了些，但终是回不到从前了。这不，买早点时他就要唱戏，唱样板戏。大家都叫他傻子，语气里并非讥笑，反倒有一种怜悯与心痛，他们看他的目光亦是这样，复杂的，欲说还休的。
有一位身穿绿衣的女人，偶尔亦会出现在买早点的铺子里，从我们面前翩然而过，她披散着头发，手上甩着水袖，口里哼着天涯歌女的曲子，声音忽高忽低，婉婉转转，似乎正沉迷在戏里。她是一个女疯子，却没有一点疯子的可怕，倒有一种难见的神韵。据说她曾经是话剧团的著名演员，运动中，被人拉去游街，长发被剃成了阴阳头，脖子上还挂了两只破鞋，从来就是养尊处优的她，终因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疯了，疯了的她还是爱唱爱俏，可是偏离了正常人轨道的她，只会将衣服撕扯成一条条来装扮自己了，带着唯有她才感觉到的美丽，她依然在唱，这一回，她真的是在过着戏一般的人生了。她一直唱到烧饼炉子前，铺子里的师傅递她几块烧饼或是油条，自然，是不收她钱的，她亦没有钱给。师傅们可怜她，便给她一点口粮。她接过来，露出似羞怯的笑，然后，头一低，便轻移莲步离去，直到她的影像在大家的视线里模糊。
那是一个滑稽的年代：一方面历史已成过去，新的事物不断呈现，另一方面总还是有些残留的物质在空气中游离。好像要告诉我们这些未曾经历过的一代，有一些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过。曾经被打倒的一个个又成了正面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的语文课本就是在不断推翻前一个学年所学的东西，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曾经被我们歌颂的曾经被我们所批判的总在不停地变换着位置。好在一切都是顺应着大的潮流在推进，很快就忘却了那些时刻，曾经的痕迹在这个城市被彻底地抹去，只有回顾历史你才会发现它的踪影。
八、馄饨冰棒小吃店
当年，巷口的馄饨摊亦是我常光顾的地方，爸妈的工作总是很忙，忙到没法按时回家给我们做饭菜，于是，我们便在放学之后去吃碗馄饨先充充饥。摊主是个嗓门超大的老妇，大家都喊她“叫鸡子”她也不恼，反倒是将嗓门扯得更大地应着。“叫鸡子”头很高，骨骼很粗大，头发很爆炸，就像她说话的声音，当然，这种爆炸头并不是去理发店烫出来的时髦发型，而是因为太忙欠整理造成的蓬乱。叫鸡子是山东人，小的时候就随家里人逃难来的南京。她起早贪黑地忙碌于馄饨摊，为的是供养一儿一女读大学。“叫鸡子”于儿女，不仅顶起了妇女的半边天，亦顶起了前夫的那一半天。都说她的性格太粗糙，所以男人才会跟别的女人好上的。男人闹桃色故事的时候，叫鸡子经常和他干架，她手拿一把扫帚将男人追得满处乱跑，院子里不少人跑出来看热闹，劝的也有，看笑话的亦有。如此反复n次之后，男人依旧不见悔改，于是，俩人便离了婚。男人是净身出的户，就连那一双儿女亦是坚定地跟在了叫鸡子的身后。单亲家庭的日子不好过，孩子们的吃穿读书处处都要钱，叫鸡子索性横下心来，将在工厂的活辞掉，在家门前开起了馄饨摊，生意竟然越来越红火了。好在儿女都很争气，双双考上了大学，这让叫鸡子卖馄饨的劲头越来越足了。
“叫鸡子”包馄饨的动作迅敏快捷，左手拿着根竹筷朝肉馅碗里一沾，紧接着就朝右手拿着的馄饨皮里一塌，然后右手就那么一握，馄饨就好了，包好了一碗的份儿就朝烧开了的汤锅里丢，片刻功夫，馄饨就可以出锅了。“叫鸡子”的馄饨在当年有着一种极强的“品牌”效应，大人小孩们要么不吃馄饨，要吃肯定就是吃“叫鸡子”的馄饨，只可惜那时的“叫鸡子”没有营销意识，否则注册个商标，再找几个加盟商做大她的生意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隔壁的小元子，跟着奶奶过，奶奶宠她，所以她几乎每天都有机会去吃一顿馄饨。奶奶爱卫生，所以叫她端个小钢筋奶锅去装馄饨，她端锅子时的样子最滑稽，边走边紧盯着锅里，两个眼睛的注意力因为过于集中，竟看成了对眼儿。“叫鸡子”的馄饨，大骨汤作底，里边再滚上几根黄豆芽起鲜，小馄饨上面还飘着一层碧绿的葱花，而出锅时“叫鸡子”顺手加上的那一小块凝脂状的鸭油正在热汤里渐渐散开，那个香啊一个穿着白色的确凉短袖衬衫的胖胖老妇，总是在盛夏的午后出现在我们大院里。如果你看过电影黑三角，就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卖冰棍的老太太吧，对，她就是那个样子，三角眼，满脸的横肉，令人想到门洞后边的那双眼睛。院子里的小四是红小兵，警惕性很强，她总怀疑那个老太太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于是便提醒我们不要去买老妇的冰棒，小心上了阶级敌人的当，中了她的圈套。小四所说的圈套便是在冰棒里投毒或是下迷魂药之类的，小人书上的特务经常就干这样的勾当。我们当时听了，亦觉得小四很有道理。可老妇的声音，叫卖冰棒的声音，实在是太具诱惑力了。无论谁家的孩子，只要听见那声音，都会兴奋地拿上几钢崩儿，跑出来，追着胖胖老妇的自行车大叫大喊，哎——买冰棒——阿有绿豆的？阿有奶油的啊？于是，老妇便停下那辆二八型男式自行车，打开车后架上泡沫箱，掀开箱里的棉被，棉被里躺着各色的冰棒——我们儿时消暑的最佳食品。后来，除了满嘴甜蜜的回味，谁也没有因为吃冰棒而感觉到任何不妥。于是，大家便放心大胆地追着老妇买冰棒，其中亦包括小四。
吃完冰棒后，我们还会将冰棒棍子洗干净后晾干了攒起来，留着玩游戏，不仅如此，就连冰棒纸也一度成为过我们的藏品。物质生活的不丰富却养成了我们对于事物的珍惜，这不能不说是另外一种收获，一种品格养成的收获。再后来，老太太的箱子里就出现了奶油冰砖，冰砖比冰棒好吃多了，就像是冰冻的奶糕，吃一口，甜美好半天，有的小孩舍不得一下子吃完，就慢慢地舔，却未曾想到融化了的甜牛奶水顺着手背一直流下来，粘粘的，好不清爽。直到有一天，我们开始往家里冰箱放甜筒雪糕时，才猛然想起，那个卖冰棒的老太太，已经很久很久不见了，她究竟从哪里来的，又去到了哪儿，谁也搞不清楚，而她身上究竟又深藏着怎么样的故事，更是无人无从知晓了
从马台街去山西路，只需穿过溪流湾公园。山西路有家叫作“小苏州”的糕饼店，里边经常会卖一些新烤出的桃酥饼，桃酥饼很香很脆，有椒盐味的，亦有葱油或是奶油味的，冬天或是下雨的寒冷时节，我最最盼望的就是放学回家后，能喝上一杯妈妈冲的红糖水，再吃几块她在“小苏州”买回来的那些桃酥饼。若干年后，桃酥饼在我的记忆里，回想起来，便成为一种年少时的温暖。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我们就会被爸妈领着上街逛商场，看电影。电影散场后，我们便去一家西餐厅吃点心。那个年代的西餐厅显得不伦不类的，店内的服务员一律戴着白色圆帽子，穿白色的褂子，胸前的口袋上还写着行鲜红的油漆字：为人民服务。她们的态度都很傲慢，除了收钱，吼那些抢位子的客人，她们是绝不会为你端茶递水的，所有的食物都要自己拿着个牌子去厨房的窗台处取。更没有餐牌拿来给你点，所有的品种都写在了收钱台子上面的黑板上，看清楚了就交钱换牌子。我通常会要一杯加了冰的菠箩汁，再加一块面上挤了红花绿叶的奶油蛋糕。南京当年很少见得到新鲜的菠箩，所以能喝上菠箩汁亦是件美妙不过的事情。爸妈喝的咖啡和牛奶兑了好多水，味道淡淡的，权当解渴得了。没有舒缓的音乐没有暧昧的烛光，只有站在你身旁等着位子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女人抱怨男人不早点出门，男人在责骂小孩起床时拖拖拉拉，小孩就委屈地张开口大哭，那哭声也和餐厅的热闹一样是毫无掩饰的。这就是南京西餐厅某段时光里的场景，喧哗中带着浓郁的都市人情味。
若干年后，走在南京的繁华路段，却发现再也找不到我从前的欢快，那些可爱的小吃店，都被许多摩登都市相似的高楼取而代之了，广场，名店，欧式快餐厅我从中再也找不到了曾经的最爱。我就像个再也找不到方向的迷途者，流浪在曾属于我自己的城市中。
end：男人女人南京城
南京的女人是优秀的女人，她们清秀，朴实，大方，善良，贤惠。院子里的女主人们个个都能烧出漂亮可口的菜，放学时走过小巷总能闻到各家飘出的香气，我们往往就从那味道中判断一下谁家在做什么好吃的。走出家门，她们打扮得都很得体，一举一动中都透着良好的教养，属于南京这个城市人的教养。当我还不知道什么叫作小布尔乔亚的时候，就常看见身边的南京女人们，在铺了白色钩花桌布的餐桌上摆上一个漂亮的玻璃花瓶，里边经常插着红红的枫叶，黄黄的野菊花，而她们则随意地披件浅色的开丝米外套，坐在靠窗的藤椅上，为家人织着毛衣，而此刻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着催人泪下的广播剧，空气里满是煽情的元素，她们时而笑时而叹时而蹙眉时而就红了红眼圈。南京，因了这些小布尔乔亚的女人而变得格外感性和细腻，这些年来，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一眼看出谁是真正的南京女人，那种沁到了骨子里的含蓄，宁静，优雅和浅浅的感伤不是哪个地方的女人都会有的。
南京的男人是宽容的幽默的开明的，他们最爱讲笑话，再难的事到了他们那里，一句：还搞的不得了。就轻松地带了过去，困难是要解决的，办法是要想出来的，但心情不能不好的，快乐似乎永远伴随着他们，院子里的窗口时常传出北方男人般豪爽的笑声，那便是南京男人的笑。或许是因为南京所处位置的特殊性，他们既有江南男人的细致和体贴，又有北方汉子的爽朗与明快，这使得他们身上集合了南北男人的优点，行为上是绅士作派，而胸怀却又是海阔天空的，他们穿着洁白的衬衫，带着洁净的气息从我的身边经过，让我嗅到了来自阳光的味道。
南京这个城市经受过太多太多的风雨，岁月在时光中雕刻着历史，灿烂的，辉煌的，悲壮的，风雅的最后都回归于平静，有如大海的潮起潮落，月亮的阴晴圆缺，可无论怎么样的变幻，都不可以停下脚步驻足，这就是生活啊，这就是南京人一代代走过的历程。站在南京高高的护城墙上，可以看到下面化作点点星星的车来人往，空旷中风呼呼在作响，分明是旧时军旗金戈穿过所有的时空，在唱着那首古老的战歌。而我和我的伙伴们，曾经就这样去感受着我们最最亲爱的南京，感受着不管世界怎么样沸腾，依旧从容淡然的南京。从前的岁月在空间上虽然已经流逝，但那些属于南京的前尘往事，往事前尘，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成为一段无法褪色的鲜明记忆，成为一种不可磨损的生命经典，成为沉甸甸的装在心底的永恒爱情，成为娓娓道来时最为动听的故事。
会令我对话剧感到热爱，如果没有我们家呢，也许就会少了一些类似姨父“蒲志高”这样的有为青年谁又能说得清呢，这人世间的前因后果，不过，有一点我却是再明白不过的，那就是，我非常怀念那个时代，那个属于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期的年代，那个因了大姨而显得活力十足的年代。
五、教授老师旧情人
我们家和隔壁的教授家，共用一个后院。后院里种着无花果树和香椿树，还有缠满了葡萄藤的葡萄架。每到收获时节，教授负责采摘，教授老婆则小心翼翼地扶着梯子，眼睛紧盯着他，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他万一有个闪失。当年的教授，四十开外。之所以年纪不是很大就被评为教授，倒不是因为他在学术上有多么出色的贡献，而是因为他所学的专业在学院里属冷门。教授身材魁梧，剑眉星目，满面红光，看上去比老婆年轻很多。其实，教授的老婆年轻时长得亦挺好看的，浓眉大眼，颇符合那个时代的美女标准。但她终归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并且，她还比教授大了整整五岁。
都说“女大五，赛老母”果然如此，教授从来不用像其他同时代的中年男知识分子般，下班回家时单车把手上挂着装满菜的网兜，周日在家穿件破了洞的背心对着搓衣板“吭哧吭哧”地洗着一盆子的衣服。教授老婆是不舍得让他干任何家务活的，虽然她一瘸一拐地干起活来看上去很吃力（她幼时因得过小儿麻痹症而跛了左脚）。
跛脚的教授老婆，是一所破庙改成的小学里的民办教师。我就是她的学生，她教我们数学，美术和音乐。体育老师请假了，她就在脖子上挂个铜哨，一瘸一拐地跑来，站在前面教我们做操，发现谁做的不好了，她就朝谁的方向狠狠地吹上一哨子，以示严厉。只会用单手弹风琴的老师，歌声却很美妙。我喜欢在有星星的夜晚，和她的三个孩子一起，围坐在后院的葡萄架下，听她唱“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我今没有好茶饭，只有山歌敬亲人——敬亲人”至今，我仍能清晰地忆起老师唱歌时的面庞，有着月亮般的温柔。当然，我也记得，每逢冬天，就会看见那些精力过剩的男孩子，骑着装满了大白菜的三轮车，吹着口哨一路朝老师家里行进，老师就跟在后面不停地喊，慢点慢点，小心点！他们都是被老师拉来帮忙的学生。唱歌的老师，运白菜的老师，都是教授的老婆，我的老师。
老师家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女儿，老三是儿子，儿子属计划外产物，取名三多。三多因为缺钙长成了箩圈腿，最恼火的就是别人喊他“立正”教授回家后，偶尔掏出两张戏票或电影票，但却不是给老师的，他嫌与瘸腿的老婆出门丢面子，所以只带孩子出门。三个孩子中就数大女儿长得最漂亮，教授每次就带她去。老师并不计较教授对她的态度，每次，她都如所有尽心的母亲般，为即将外出的孩子换上新衣裳，还有平日里难得一穿的红皮鞋，再笑盈盈地送丈夫孩子出门。其实，场面看上去也蛮温馨的。
直到有一次，他们的大女儿回来后，从兜里掏出几颗酒心巧克力，在母亲及弟弟妹妹面前卖弄道，每回看电影啊，阿姨都给我买好吃的。话音刚落，只见教授随手就甩给大女儿一巴掌，大女儿被吓哭了，她捂着发烫的脸颊傻愣愣地盯着父亲，她还没搞明白自己为何要挨打，分明是有个阿姨与他们一起看电影的嘛。老师冲上前，将女儿护在身后，眼睛直视着她的丈夫，目光却尖锐，复杂。教授低下头，沉默着离去。老师没有再去追问女儿关于买糖阿姨的事情，但她却明白了，自己之前对于丈夫的某些怀疑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那之后，教授再也没带过大女儿去看电影，而他不在家的日子，亦更多了。老师不知什么时候喜欢上了独自喝闷酒，她边喝边叹气，流泪。后院采摘果实的日子亦仿佛遥远到上一辈子去了。
大一的那个夏天，我得到一份帮专家抄写和整理资料的假期工作。身着剪裁合体做工精良的西裙和银灰色的高跟皮鞋的专家，弯曲呈波浪的中长发自然地披散在肩。我从没有在生活里见过气质如此高贵的中年女人，我母亲还有我的老师，她们成天在家中忙忙碌碌风风火火，是没有时间在我面前端庄优雅的。专家说话时带笑，不说话时亦带笑，笑起来，眼睛四周就会出现不少可爱的鱼尾纹，仿佛连鱼尾纹亦是笑着的。后来，我们熟悉了，便会在午休时，一起去办公室后面的小山坡上散步。
她总喜欢轻轻地哼唱一些五十年代的苏联歌曲，比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三套车、红梅花儿开、小路歌声轻轻，却流溢出抑止不住的深情与缠绵。终于，在某一天，她对我说出，那些歌都是她在大学里和心爱的人一起唱过的。心上人家庭成份不好，在运动中受尽了磨难。之所以能够读大学皆因为当民办教师的未婚妻的全力相助。他爱她，可却因为要报恩不得不娶了早就订下婚约的未婚妻说这些的时候，我看见了，凝在她眼中的泪。因为喜欢读书，所以我有幸借来她珍藏的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集。翻开书来，却见书中的精彩处有用红笔画的线，还有书写工整的眉批。她告诉我，那都是他留下的字迹，书旧了，纸页亦泛了黄，惟有那上面爱的印记却依然可辨，如同留存在她内心的美好记忆，从未老去。“妻如玉，女如花，清晨的呼唤和灯下的闲话，想起来会让人发傻。”这便是她曾经憧憬过的与他一起的生活。贞洁的妻子，美丽的女儿，哪怕食人间烟火，亦可诗意朦胧。可她两个离经叛道的儿子和在中学教物理的丈夫却永远也给不了她这样的生活。我见过他丈夫，一个高瘦的不怎么爱说话的中年人，他最大的爱好便是对着屋里的家具不停地刷漆，并且由于技术不到位，使得所有的家具看上去都像是被他涂上了眼泪。她不说，我也明白，她的家庭生活其实并不幸福。
我被邀去她的朋友聚会，在那个秋天的星期日。在那里，我遇到了他，隔壁家的叔叔——我老师的丈夫——教授。她望着他，暖暖地对我说，你看的那些书，就是叔叔的。后来，我还得知，他们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没有断了来往，只是碍于各自的孩子还未长大成人而不得不维系着各自的家庭。她和他对我都很信任，甚至她还托我回家时带演唱会的票给他。但他们不知道，这种信任却成为我面对老师时的一种负担。
我的瘸腿的老师，她越来越苍老了。生活不知为何要给这个不幸的女人过多的负荷去承受。身为教授的老婆，这么些年来，她除了得到三个令她劳心劳力的孩子，她什么也没得到过。我真的不想用情人这两个字来定义专家，可她偏偏就是教授的旧情人，一直与教授藕断丝连的旧情人。然而，他们的相爱又有什么错呢？要错就错在他们爱错了时间。数年后，专家离婚了，她以为教授亦会离婚的。可教授却没有，因为彼时，他已位居学院的第二把手，离婚，除了让已长大了的孩子们对他众判亲离，还会离他的位置动摇。男人，生命中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他才不会傻到要美人不要权利的地步，更何况，美人已老。
教授的旧情人，默默地去了台湾，在那边，有她身居高位的老父亲为她留下的大笔财产。这一去，她从此与教授不再有任何干系。后院的果树不知什么时候，全都枯竭了。老师，就坐在枯藤下念经，她信了佛。教授还是很少归家，他忙于四处讲课，签名，售书。后来，我亦离开南京，便不再有他们的消息。
六、孤男寡女过家家
过家家，是那个年代院子里小孩常玩的一种游戏，游戏的内容就是模仿大人们过日子。要过日子，首先就得结婚。于是，小女孩头顶一块不知从谁家拿来的红色抹布，在孩子们“呜喱呜喱哇，新娘子到家了”的呼声中被送到了男孩家门前，男孩掀开破抹布，女孩就成了妈妈，男孩自然也就成了爸爸。有了爸爸，妈妈，也就有了兄弟姐妹，大家在一起模拟买菜洗衣做饭抱娃娃，体味着家的乐趣。只是，这样的“家”一到天黑或吃饭时就解散了，所以，被称为“过家家”
院子里有两间紧挨着的单房，住着单身男人“沙和尚”和单身女人伍姑娘。单身男人和女人，也就是孤男寡女，中间又只隔着一堵墙，于是，就刺激了好事者们的想象力。那些想象无非就是想将他们的关系拉扯得近些更近些，最好，再能发生点什么事，才有嚼头。而事实上“沙和尚”也常帮伍姑娘的忙，比如换个煤气啊，安个灯泡啊，过年刷刷房间的白墙啊当然，伍姑娘也会帮他缝缝被子，补补衣服但他们的关系亦仅限于此。“沙和尚”去伍姑娘房里时，门定是敞开着的，他也必定是穿得严严实实的，哪怕是酷暑的天气。伍姑娘就更不用说了，长袖衫的第一粒纽扣总是紧锁住。
“沙和尚”是鞋店的伙记，老南京人。城南还住着他同样单身的老姐姐。老姐姐年纪大约在六七十岁上下，是所中学的退休语文老师，文革中因为不配合“革命”被她的造反派学生拉去剃“阴阳头”游街。她个头不高，人却很精干，冬天时脖子上总是绕着一条蓝黑色的毛线围巾，围巾看上去像是男式的，有些年头了，破了好几个小洞洞，用同色线缝了，但还是能看得出来。老姐姐时常做些好吃的菜，用饭盒装了，坐好几站公共汽车，给他送过来，好让他下老酒。虽是一个人，可“沙和尚”从不把自己的生活过得简单，他特爱吃老姐姐用姜葱炒的小螺蛳，吮起来的啧啧声一点也不含糊，让人觉得他的日子过得实在是津津有味的。“沙和尚”当然不是真的和尚，只因他的头顶秃得光亮光亮的，四周却是浓密的卷发圈，看上去酷似西游记里的沙僧，故被叫作了“沙和尚”记得那时，我们还专为他那个性十足的头顶编了个顺口溜：中间一个溜冰场，旁边一圈铁丝网。他听到了，也不恼，只是笑着坐在家门口的小凳子上，边抿老酒，边乐道：嘿，还满押韵啊。“沙和尚”最爱看张恨水的小说，那种版本都是他早年收藏起来的，竖字繁体，有时开心了就用南京白话给我们念上一段，抑扬顿挫的语调把大人都给吸引了过去。很多个夏天的夜晚，我们都是背着自家的小椅子，去他门前听他说书说故事。当然，听众当中亦有伍姑娘。
伍姑娘是位中学数学教师。之所以被称作伍姑娘，是因为她虽然头发花白，却仍是独身。伍姑娘原本是位无锡大户人家的小姐，后因在南京求学和工作，也就很少再回家去了。当年的伍姑娘虽青春不再，但偶尔透过一些生活的细节，依旧能看出她从前的风韵和作派——如她“六月六”拿出来挂在院里晒霉的那些华美的旗袍；又如她陈旧的梳妆台上随意放着的一管老牌子的已经风干了的唇膏；再如她手腕上系着的手帕里裹着的玉兰花瓣洒下的一路暗香
她曾经也有过爱人的，那是国民党政府里的一个小小公务员，照片上永远荡漾着当年的英俊和年轻。解放前夕，他去了台湾，留给她的只有手上的一枚蓝宝石戒指和一生无尽的等待。她还有许多大大的硬壳日记本，里边据说写满了对他的思念和期盼，看得出她对那个男人的爱很深很深，这么多年孤身一人，独守闺中，不就是盼着有那么一天，他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吗？我去她小屋里玩耍时，总爱摸一摸她从不离手的戒指，听她用一种特别柔美的语调说：以后，等你长大了，也会有的。于是，我就在她这样的话语中滋生出一种渴望，渴望着长成之后的某一天，有个人也会亲手给我戴上一枚充满了爱情的魔戒。
伍姑娘性子特别温顺，与邻居说话总是轻声细语的。当大院里的一家子又一家子人，热腾腾地坐在门前开饭时，她就关了房门，一个人在里边吃着简单的饭菜。有时，院子里的人家做了好吃的，就会打发孩子们端一碗给她送去，她老是不太好意思，定要在送回去的空碗里放上几粒水果糖。惟有“沙和尚”送来的东西她是不回礼的，因为她亦常给他做些好吃的送去。他还不时帮她干些修理灯泡，搬煤气之类的活，她亦跑去帮他缝缝被子，钉个钮扣的这一对院子里的孤男寡女，看上去更像是在一起玩“过家家”那时，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在某一天，将伍姑娘的头上，顶着一块红抹布，然后，送她到“沙和尚”的门前，让他们拥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啊。
七、傻子疯子早点铺
马台街有间专卖早点的铺子，铺子天不亮就开门了。系着白围裙头戴厨师帽的师傅们，有的忙着朝大煤炉里贴烧饼，有的忙着炸油条。这条街的人大多数都到这儿来买早点，所以，队排得很长很长。人多了就热闹，热闹了就会有故事看，这是必然的。我爱看故事，所以我常自高奋勇地要求帮家里买烧饼油条。
这马台街上，有话剧团，地质局，还有建筑学校，都是出文人的地方，因此，文革中被批被斗的，大有人在。我没能亲历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但我从大人们那里听说过不少，比如谁谁谁被头戴高帽脖子上挂个破鞋子游街，谁谁谁从楼上往下跳，却自杀未遂被摔成了瘸子诸如此类的事情，听起来都令人于心不忍，就更别说被批斗的对象了。所以，那些人当中，出几个精神偏差的，真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早点铺里常见到的那个男人，总是穿着一套深蓝色的卡叽布中山装，干干净净的，不说话时看不出有啥不正常。但他总是在排队时，忍不住走出来，面对大家，鞠个躬，说：现在，我为大家唱段革命样板戏。接着，便摆好姿势，拉开嗓门，开唱，于是，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等等的经典片段就和着烧饼的香味一块出炉了。唱完了，就有人让个位子出来叫他快来买早点。之后，他就会拿起装满烧饼油条的钢筋锅一路顺风小跑着回家。买早点的都是这条街上的老住户，都知道他是建校的老师，文革中因为海外关系被整，曾经三天三夜被关在黑房子里不见任何光亮，出来后满脸呆痴痴的，不说任何话。后来，日子久了，他亦慢慢恢复了些，但终是回不到从前了。这不，买早点时他就要唱戏，唱样板戏。大家都叫他傻子，语气里并非讥笑，反倒有一种怜悯与心痛，他们看他的目光亦是这样，复杂的，欲说还休的。
有一位身穿绿衣的女人，偶尔亦会出现在买早点的铺子里，从我们面前翩然而过，她披散着头发，手上甩着水袖，口里哼着天涯歌女的曲子，声音忽高忽低，婉婉转转，似乎正沉迷在戏里。她是一个女疯子，却没有一点疯子的可怕，倒有一种难见的神韵。据说她曾经是话剧团的著名演员，运动中，被人拉去游街，长发被剃成了阴阳头，脖子上还挂了两只破鞋，从来就是养尊处优的她，终因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疯了，疯了的她还是爱唱爱俏，可是偏离了正常人轨道的她，只会将衣服撕扯成一条条来装扮自己了，带着唯有她才感觉到的美丽，她依然在唱，这一回，她真的是在过着戏一般的人生了。她一直唱到烧饼炉子前，铺子里的师傅递她几块烧饼或是油条，自然，是不收她钱的，她亦没有钱给。师傅们可怜她，便给她一点口粮。她接过来，露出似羞怯的笑，然后，头一低，便轻移莲步离去，直到她的影像在大家的视线里模糊。
那是一个滑稽的年代：一方面历史已成过去，新的事物不断呈现，另一方面总还是有些残留的物质在空气中游离。好像要告诉我们这些未曾经历过的一代，有一些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过。曾经被打倒的一个个又成了正面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的语文课本就是在不断推翻前一个学年所学的东西，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曾经被我们歌颂的曾经被我们所批判的总在不停地变换着位置。好在一切都是顺应着大的潮流在推进，很快就忘却了那些时刻，曾经的痕迹在这个城市被彻底地抹去，只有回顾历史你才会发现它的踪影。
八、馄饨冰棒小吃店
当年，巷口的馄饨摊亦是我常光顾的地方，爸妈的工作总是很忙，忙到没法按时回家给我们做饭菜，于是，我们便在放学之后去吃碗馄饨先充充饥。摊主是个嗓门超大的老妇，大家都喊她“叫鸡子”她也不恼，反倒是将嗓门扯得更大地应着。“叫鸡子”头很高，骨骼很粗大，头发很爆炸，就像她说话的声音，当然，这种爆炸头并不是去理发店烫出来的时髦发型，而是因为太忙欠整理造成的蓬乱。叫鸡子是山东人，小的时候就随家里人逃难来的南京。她起早贪黑地忙碌于馄饨摊，为的是供养一儿一女读大学。“叫鸡子”于儿女，不仅顶起了妇女的半边天，亦顶起了前夫的那一半天。都说她的性格太粗糙，所以男人才会跟别的女人好上的。男人闹桃色故事的时候，叫鸡子经常和他干架，她手拿一把扫帚将男人追得满处乱跑，院子里不少人跑出来看热闹，劝的也有，看笑话的亦有。如此反复n次之后，男人依旧不见悔改，于是，俩人便离了婚。男人是净身出的户，就连那一双儿女亦是坚定地跟在了叫鸡子的身后。单亲家庭的日子不好过，孩子们的吃穿读书处处都要钱，叫鸡子索性横下心来，将在工厂的活辞掉，在家门前开起了馄饨摊，生意竟然越来越红火了。好在儿女都很争气，双双考上了大学，这让叫鸡子卖馄饨的劲头越来越足了。
“叫鸡子”包馄饨的动作迅敏快捷，左手拿着根竹筷朝肉馅碗里一沾，紧接着就朝右手拿着的馄饨皮里一塌，然后右手就那么一握，馄饨就好了，包好了一碗的份儿就朝烧开了的汤锅里丢，片刻功夫，馄饨就可以出锅了。“叫鸡子”的馄饨在当年有着一种极强的“品牌”效应，大人小孩们要么不吃馄饨，要吃肯定就是吃“叫鸡子”的馄饨，只可惜那时的“叫鸡子”没有营销意识，否则注册个商标，再找几个加盟商做大她的生意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隔壁的小元子，跟着奶奶过，奶奶宠她，所以她几乎每天都有机会去吃一顿馄饨。奶奶爱卫生，所以叫她端个小钢筋奶锅去装馄饨，她端锅子时的样子最滑稽，边走边紧盯着锅里，两个眼睛的注意力因为过于集中，竟看成了对眼儿。“叫鸡子”的馄饨，大骨汤作底，里边再滚上几根黄豆芽起鲜，小馄饨上面还飘着一层碧绿的葱花，而出锅时“叫鸡子”顺手加上的那一小块凝脂状的鸭油正在热汤里渐渐散开，那个香啊一个穿着白色的确凉短袖衬衫的胖胖老妇，总是在盛夏的午后出现在我们大院里。如果你看过电影黑三角，就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卖冰棍的老太太吧，对，她就是那个样子，三角眼，满脸的横肉，令人想到门洞后边的那双眼睛。院子里的小四是红小兵，警惕性很强，她总怀疑那个老太太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于是便提醒我们不要去买老妇的冰棒，小心上了阶级敌人的当，中了她的圈套。小四所说的圈套便是在冰棒里投毒或是下迷魂药之类的，小人书上的特务经常就干这样的勾当。我们当时听了，亦觉得小四很有道理。可老妇的声音，叫卖冰棒的声音，实在是太具诱惑力了。无论谁家的孩子，只要听见那声音，都会兴奋地拿上几钢崩儿，跑出来，追着胖胖老妇的自行车大叫大喊，哎——买冰棒——阿有绿豆的？阿有奶油的啊？于是，老妇便停下那辆二八型男式自行车，打开车后架上泡沫箱，掀开箱里的棉被，棉被里躺着各色的冰棒——我们儿时消暑的最佳食品。后来，除了满嘴甜蜜的回味，谁也没有因为吃冰棒而感觉到任何不妥。于是，大家便放心大胆地追着老妇买冰棒，其中亦包括小四。
吃完冰棒后，我们还会将冰棒棍子洗干净后晾干了攒起来，留着玩游戏，不仅如此，就连冰棒纸也一度成为过我们的藏品。物质生活的不丰富却养成了我们对于事物的珍惜，这不能不说是另外一种收获，一种品格养成的收获。再后来，老太太的箱子里就出现了奶油冰砖，冰砖比冰棒好吃多了，就像是冰冻的奶糕，吃一口，甜美好半天，有的小孩舍不得一下子吃完，就慢慢地舔，却未曾想到融化了的甜牛奶水顺着手背一直流下来，粘粘的，好不清爽。直到有一天，我们开始往家里冰箱放甜筒雪糕时，才猛然想起，那个卖冰棒的老太太，已经很久很久不见了，她究竟从哪里来的，又去到了哪儿，谁也搞不清楚，而她身上究竟又深藏着怎么样的故事，更是无人无从知晓了
从马台街去山西路，只需穿过溪流湾公园。山西路有家叫作“小苏州”的糕饼店，里边经常会卖一些新烤出的桃酥饼，桃酥饼很香很脆，有椒盐味的，亦有葱油或是奶油味的，冬天或是下雨的寒冷时节，我最最盼望的就是放学回家后，能喝上一杯妈妈冲的红糖水，再吃几块她在“小苏州”买回来的那些桃酥饼。若干年后，桃酥饼在我的记忆里，回想起来，便成为一种年少时的温暖。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我们就会被爸妈领着上街逛商场，看电影。电影散场后，我们便去一家西餐厅吃点心。那个年代的西餐厅显得不伦不类的，店内的服务员一律戴着白色圆帽子，穿白色的褂子，胸前的口袋上还写着行鲜红的油漆字：为人民服务。她们的态度都很傲慢，除了收钱，吼那些抢位子的客人，她们是绝不会为你端茶递水的，所有的食物都要自己拿着个牌子去厨房的窗台处取。更没有餐牌拿来给你点，所有的品种都写在了收钱台子上面的黑板上，看清楚了就交钱换牌子。我通常会要一杯加了冰的菠箩汁，再加一块面上挤了红花绿叶的奶油蛋糕。南京当年很少见得到新鲜的菠箩，所以能喝上菠箩汁亦是件美妙不过的事情。爸妈喝的咖啡和牛奶兑了好多水，味道淡淡的，权当解渴得了。没有舒缓的音乐没有暧昧的烛光，只有站在你身旁等着位子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女人抱怨男人不早点出门，男人在责骂小孩起床时拖拖拉拉，小孩就委屈地张开口大哭，那哭声也和餐厅的热闹一样是毫无掩饰的。这就是南京西餐厅某段时光里的场景，喧哗中带着浓郁的都市人情味。
若干年后，走在南京的繁华路段，却发现再也找不到我从前的欢快，那些可爱的小吃店，都被许多摩登都市相似的高楼取而代之了，广场，名店，欧式快餐厅我从中再也找不到了曾经的最爱。我就像个再也找不到方向的迷途者，流浪在曾属于我自己的城市中。
end：男人女人南京城
南京的女人是优秀的女人，她们清秀，朴实，大方，善良，贤惠。院子里的女主人们个个都能烧出漂亮可口的菜，放学时走过小巷总能闻到各家飘出的香气，我们往往就从那味道中判断一下谁家在做什么好吃的。走出家门，她们打扮得都很得体，一举一动中都透着良好的教养，属于南京这个城市人的教养。当我还不知道什么叫作小布尔乔亚的时候，就常看见身边的南京女人们，在铺了白色钩花桌布的餐桌上摆上一个漂亮的玻璃花瓶，里边经常插着红红的枫叶，黄黄的野菊花，而她们则随意地披件浅色的开丝米外套，坐在靠窗的藤椅上，为家人织着毛衣，而此刻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着催人泪下的广播剧，空气里满是煽情的元素，她们时而笑时而叹时而蹙眉时而就红了红眼圈。南京，因了这些小布尔乔亚的女人而变得格外感性和细腻，这些年来，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一眼看出谁是真正的南京女人，那种沁到了骨子里的含蓄，宁静，优雅和浅浅的感伤不是哪个地方的女人都会有的。
南京的男人是宽容的幽默的开明的，他们最爱讲笑话，再难的事到了他们那里，一句：还搞的不得了。就轻松地带了过去，困难是要解决的，办法是要想出来的，但心情不能不好的，快乐似乎永远伴随着他们，院子里的窗口时常传出北方男人般豪爽的笑声，那便是南京男人的笑。或许是因为南京所处位置的特殊性，他们既有江南男人的细致和体贴，又有北方汉子的爽朗与明快，这使得他们身上集合了南北男人的优点，行为上是绅士作派，而胸怀却又是海阔天空的，他们穿着洁白的衬衫，带着洁净的气息从我的身边经过，让我嗅到了来自阳光的味道。
南京这个城市经受过太多太多的风雨，岁月在时光中雕刻着历史，灿烂的，辉煌的，悲壮的，风雅的最后都回归于平静，有如大海的潮起潮落，月亮的阴晴圆缺，可无论怎么样的变幻，都不可以停下脚步驻足，这就是生活啊，这就是南京人一代代走过的历程。站在南京高高的护城墙上，可以看到下面化作点点星星的车来人往，空旷中风呼呼在作响，分明是旧时军旗金戈穿过所有的时空，在唱着那首古老的战歌。而我和我的伙伴们，曾经就这样去感受着我们最最亲爱的南京，感受着不管世界怎么样沸腾，依旧从容淡然的南京。从前的岁月在空间上虽然已经流逝，但那些属于南京的前尘往事，往事前尘，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成为一段无法褪色的鲜明记忆，成为一种不可磨损的生命经典，成为沉甸甸的装在心底的永恒爱情，成为娓娓道来时最为动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