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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原来的老桥在二○○，一年拆了。现在这座桥，二○○七年才竣工通车。所以，这已不是我童年时的那座桥了。
而今的苏州河，却是分外宁静，很少再见旧时的内河货船。秋日夕阳，洒上清波涟涟的水面，金灿灿的反光。一艘旅游观光的小艇经过，玻璃钢的艇壳，从我脚下的桥洞穿过，眼睛像进了沙子。
驶过这座桥，就是福建北路，也是我读过的第一所小学——北苏州路小学的旧址，几年前被夷为平地。
至于我的外公外婆家，也是“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大学录取通知书灵异事件”的案发地——天潼路799弄59号，同样也已沦为拆迁队挖掘机下的瓦砾。
天快黑了，四周布满高楼，这里的建筑工地，却像精神病院外的荒郊野外。或许等到明年，才会变成四五万一平方米的豪宅楼盘。
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大概不过一两百米。小时候却觉得这条弄堂好长好长啊。靠近天潼路这头有条支弄，住着我最要好的小伙伴，我的同班同学，如今不知人在何方。尽头紧挨两条路口，已是一片空地。天潼路799弄的正门，曾有个玉茗楼书场，常有老人在那儿听苏州评弹，晚上会放录像，我记得最早看过的录像带，当属琼瑶片《梦的衣裳》。马路另一边的老弄堂尚幸存，里头藏着个老园子。清末光绪二十二年夏天，放过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放映电影，距离一九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放映十二部短片——世界公认的电影诞生日仅隔半年。
我再也找不到59号的过街楼了，就连废墟上的遗址也寻觅不见，不晓得在哪片角落……
小学三年级，我常爬上阁楼。有个小柜子，最底下那格抽屉，一本厚厚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底下，压着一张黑白照片。小阁楼里本来幽暗，老虎窗却投来清亮的光，无数灰尘在光束中飞舞，仿佛夏夜乡间无尽的萤火虫，照亮相片里的四个女生。她们都留着乌黑的辫子，手挽着手，穿着厚厚的棉袄，背景似乎就是我家的弄堂，隐隐还有屋顶上的积雪。她们笑得多么欢快，不晓得命运将会往哪一个方向去。而为她们拍照片的那个人，又是谁呢？
那一年，深秋的清晨，外婆给我做好早饭，送我去学校读书以后，就再没有醒来过。不久，外婆因为脑溢血辞世。我第一次接触到亲人的死亡，在追悼会上看着水晶棺材里的外婆，绝不相信再也见不到她了，总觉得哪天外婆还会回来。那年冬天，外婆很多次出现在梦中，那么清晰而真实。
而我对于天潼路799弄59号最后的印象，停留在办丧事的家里挂满的挽联和被棉子（丝绸被套）上。
同一年，我妈单位分配了一套新房子，她也被提拔去了厂局机关上班，那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本科（自考）的文凭，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
于是，我家搬到了西区的曹家渡，六层楼的工房的底楼，我们拥有了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再也不用木头马桶和痰盂罐了。我们一家三口与外公同住，但没几年他就过世了，大概是孤独的老人难熬过岁月吧。
以后搬过很多次家，但从未离开过苏州河。现在推开我的窗户，仍能看到那一线河水，只是由从前的墨黑稍微变清了些。如果往河里放一艘纸船，必然能漂到童年那座桥下。
中考那年，我依然梦想当画家，便提出要考上海美专，结果失败，也没有考上高中。于是，从北苏州路小学妈妈送我读画画班那天起的梦想，就此永远破灭了。当然，往后我也再无缘就读全日制的大学，就跟三十多年前妈妈的命运相同，尽管原因截然不同。
那一年，妈妈常常觉得在同事们面前抬不起头来，因为免不了和别的孩子比较，比如学习成绩很好的抗美阿姨家的学文，还有青青阿姨家的小青，还好小东阿姨没有孩子。苦闷叛逆中的我，在一本小笔记簿上开始了最早的写作，不过是些倾诉罢了，我忘了有没有写过天潼路799弄的记忆。
但我也在读书，只是学校很远，在当时的工厂区旁边。过去是广东人的联义山庄，也就是公墓，阮玲玉的香冢就在我们学校隔壁。多年以后，我给那地方起了个名字：魔女区。
后来，我进入上海邮政局工作，先在思南路上班，后调至四川北路的邮政总局，依然在苏州河边，距离天潼路老宅数步之遥。不知何故，我从未回去看过，只是在文章里不断回忆。
再后来，二○○○年开始，我在榕树下网站发表小说，再到两年后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我觉得自己是个超级幸运的人，渐渐变成了你们所知道的那个人。
当然，我还是我，也从来没人真正了解过我。
二○○七年，我妈妈从单位退休，我从上海邮政局辞职，开了家文化公司，以我的小说为主要产业。
今年，我开始写一连串的短篇小说，成为“最漫长的那一夜”系列，大多来自于我记忆中的人和事。
但我从未敢写过妈妈和她的闺蜜们的故事。
我的妈妈，或许，也有她的秘密？
但我宁愿，一无所知。
对了，我也相信，我妈、青青阿姨、小东阿姨，她们三个人，余生里，再也不会有任何来往和联络了。
天，黑了。我想，我该回家吃饭了。
从废墟前转回头，却看到身后站着一个男人。
看不清他的脸，只感觉他穿着件白色大褂，再看胸口的钢笔，很像是医生的派头。
他也在看着眼前这堆瓦砾，似乎跟我-一样，在寻找那栋过街楼上的老宅子。
我见过他，在精神病院。
好吧，我就当他是个医生，反正在这个世界里，究竟谁是医生，谁是病人，鬼才知道！
但有一点，他自由了。
开车回家的路上，照例堵得一塌糊涂。我手握着方向盘，心里却浮起一个人的脸——抗美阿姨的儿子学文，因为刚才那个人吗？学文差不多是二○○○年自杀死的，到现在有十四五年。要是他还活着，说不定是个社会精英，混得比我好吧。对啊，他的学习成绩可棒了，语文、数学、英语无懈可击，大家都觉得他能考上北大、清华。那一年，高考前夕，学文到我家来做客，他悄悄告诉我——他妈反复叮嘱，走进考场，拿到试卷的第一件事，千万记得要把名字填在装订线里面，不要直接写在考卷上，否则要算零分的啊……学文困惑地说：“哎，谁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妈妈说到这啊，还会掉下眼泪呢！”
第23夜长寿公园的凡·高和卡门一夜
西班牙人说，一个女人要称得上漂亮，必须符合三十个条件，或者换句话说，必须用十个形容词，每个形容词都能适用到她身体的三个部分。比方说，她必须有三黑：眼睛黑，眼睑黑，眉毛黑；三纤巧：手指、嘴唇、头发……
——梅里美《卡门》
1
长寿公园在长寿路之北，陕西北路之西，西康路之东，光明城市之南，与大自鸣钟广场为伴。
大自鸣钟，十年前文艺青年与盗版碟圣地。过去真有幢巨大的钟楼，日本鬼子盖的。背后几条街上都是日本人的纺织厂和公寓，共产党员顾正红就是在这边被杀的。当年的草鞋浜，据说一派田园风光，后来被填平造起房子，紧挨上海最大的贫民窟药水弄。
从曹家渡到大自鸣钟，横贯一条长寿路，我自打小学三年级起就在这条街上了。
毕业以后，我的小学关门了，我的中学被拆，变成全城门面最大的夜总会“东方魅力“。大自鸣钟广场附近竖起无数幢五六万一平方米的高楼，唯独原来的草鞋浜改造成了绿地，叫作长寿公园。
六年前，我把公司搬到俯瞰长寿公园的高楼顶层。假如折一架纸飞机扔出去，可以乘风环绕上空一周。我有轻微的恐高症，站在二十一楼边缘，看着底下巨大钢琴键盘形状的喷泉平台，就会不可抑
制地眩晕，像希区柯克的电影。对面曾是烂尾楼，被潘石屹收购后，外墙常年挂着一百三十五万起的广告。斜对面是“巴黎春天”，相隔宽阔但不笔直的长寿路，每当硕大的屏幕亮起招聘网站信息，周边的辞职率就会升高。
我们顶楼有个露台，经常开会讨论各种杀人故事和电影剧本，仿佛就发生在楼下某个阳光下的角落，或者黑夜中的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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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原来的老桥在二○○，一年拆了。现在这座桥，二○○七年才竣工通车。所以，这已不是我童年时的那座桥了。
而今的苏州河，却是分外宁静，很少再见旧时的内河货船。秋日夕阳，洒上清波涟涟的水面，金灿灿的反光。一艘旅游观光的小艇经过，玻璃钢的艇壳，从我脚下的桥洞穿过，眼睛像进了沙子。
驶过这座桥，就是福建北路，也是我读过的第一所小学——北苏州路小学的旧址，几年前被夷为平地。
至于我的外公外婆家，也是“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大学录取通知书灵异事件”的案发地——天潼路799弄59号，同样也已沦为拆迁队挖掘机下的瓦砾。
天快黑了，四周布满高楼，这里的建筑工地，却像精神病院外的荒郊野外。或许等到明年，才会变成四五万一平方米的豪宅楼盘。
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大概不过一两百米。小时候却觉得这条弄堂好长好长啊。靠近天潼路这头有条支弄，住着我最要好的小伙伴，我的同班同学，如今不知人在何方。尽头紧挨两条路口，已是一片空地。天潼路799弄的正门，曾有个玉茗楼书场，常有老人在那儿听苏州评弹，晚上会放录像，我记得最早看过的录像带，当属琼瑶片《梦的衣裳》。马路另一边的老弄堂尚幸存，里头藏着个老园子。清末光绪二十二年夏天，放过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放映电影，距离一九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放映十二部短片——世界公认的电影诞生日仅隔半年。
我再也找不到59号的过街楼了，就连废墟上的遗址也寻觅不见，不晓得在哪片角落……
小学三年级，我常爬上阁楼。有个小柜子，最底下那格抽屉，一本厚厚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底下，压着一张黑白照片。小阁楼里本来幽暗，老虎窗却投来清亮的光，无数灰尘在光束中飞舞，仿佛夏夜乡间无尽的萤火虫，照亮相片里的四个女生。她们都留着乌黑的辫子，手挽着手，穿着厚厚的棉袄，背景似乎就是我家的弄堂，隐隐还有屋顶上的积雪。她们笑得多么欢快，不晓得命运将会往哪一个方向去。而为她们拍照片的那个人，又是谁呢？
那一年，深秋的清晨，外婆给我做好早饭，送我去学校读书以后，就再没有醒来过。不久，外婆因为脑溢血辞世。我第一次接触到亲人的死亡，在追悼会上看着水晶棺材里的外婆，绝不相信再也见不到她了，总觉得哪天外婆还会回来。那年冬天，外婆很多次出现在梦中，那么清晰而真实。
而我对于天潼路799弄59号最后的印象，停留在办丧事的家里挂满的挽联和被棉子（丝绸被套）上。
同一年，我妈单位分配了一套新房子，她也被提拔去了厂局机关上班，那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本科（自考）的文凭，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
于是，我家搬到了西区的曹家渡，六层楼的工房的底楼，我们拥有了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再也不用木头马桶和痰盂罐了。我们一家三口与外公同住，但没几年他就过世了，大概是孤独的老人难熬过岁月吧。
以后搬过很多次家，但从未离开过苏州河。现在推开我的窗户，仍能看到那一线河水，只是由从前的墨黑稍微变清了些。如果往河里放一艘纸船，必然能漂到童年那座桥下。
中考那年，我依然梦想当画家，便提出要考上海美专，结果失败，也没有考上高中。于是，从北苏州路小学妈妈送我读画画班那天起的梦想，就此永远破灭了。当然，往后我也再无缘就读全日制的大学，就跟三十多年前妈妈的命运相同，尽管原因截然不同。
那一年，妈妈常常觉得在同事们面前抬不起头来，因为免不了和别的孩子比较，比如学习成绩很好的抗美阿姨家的学文，还有青青阿姨家的小青，还好小东阿姨没有孩子。苦闷叛逆中的我，在一本小笔记簿上开始了最早的写作，不过是些倾诉罢了，我忘了有没有写过天潼路799弄的记忆。
但我也在读书，只是学校很远，在当时的工厂区旁边。过去是广东人的联义山庄，也就是公墓，阮玲玉的香冢就在我们学校隔壁。多年以后，我给那地方起了个名字：魔女区。
后来，我进入上海邮政局工作，先在思南路上班，后调至四川北路的邮政总局，依然在苏州河边，距离天潼路老宅数步之遥。不知何故，我从未回去看过，只是在文章里不断回忆。
再后来，二○○○年开始，我在榕树下网站发表小说，再到两年后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我觉得自己是个超级幸运的人，渐渐变成了你们所知道的那个人。
当然，我还是我，也从来没人真正了解过我。
二○○七年，我妈妈从单位退休，我从上海邮政局辞职，开了家文化公司，以我的小说为主要产业。
今年，我开始写一连串的短篇小说，成为“最漫长的那一夜”系列，大多来自于我记忆中的人和事。
但我从未敢写过妈妈和她的闺蜜们的故事。
我的妈妈，或许，也有她的秘密？
但我宁愿，一无所知。
对了，我也相信，我妈、青青阿姨、小东阿姨，她们三个人，余生里，再也不会有任何来往和联络了。
天，黑了。我想，我该回家吃饭了。
从废墟前转回头，却看到身后站着一个男人。
看不清他的脸，只感觉他穿着件白色大褂，再看胸口的钢笔，很像是医生的派头。
他也在看着眼前这堆瓦砾，似乎跟我-一样，在寻找那栋过街楼上的老宅子。
我见过他，在精神病院。
好吧，我就当他是个医生，反正在这个世界里，究竟谁是医生，谁是病人，鬼才知道！
但有一点，他自由了。
开车回家的路上，照例堵得一塌糊涂。我手握着方向盘，心里却浮起一个人的脸——抗美阿姨的儿子学文，因为刚才那个人吗？学文差不多是二○○○年自杀死的，到现在有十四五年。要是他还活着，说不定是个社会精英，混得比我好吧。对啊，他的学习成绩可棒了，语文、数学、英语无懈可击，大家都觉得他能考上北大、清华。那一年，高考前夕，学文到我家来做客，他悄悄告诉我——他妈反复叮嘱，走进考场，拿到试卷的第一件事，千万记得要把名字填在装订线里面，不要直接写在考卷上，否则要算零分的啊……学文困惑地说：“哎，谁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妈妈说到这啊，还会掉下眼泪呢！”
第23夜长寿公园的凡·高和卡门一夜
西班牙人说，一个女人要称得上漂亮，必须符合三十个条件，或者换句话说，必须用十个形容词，每个形容词都能适用到她身体的三个部分。比方说，她必须有三黑：眼睛黑，眼睑黑，眉毛黑；三纤巧：手指、嘴唇、头发……
——梅里美《卡门》
1
长寿公园在长寿路之北，陕西北路之西，西康路之东，光明城市之南，与大自鸣钟广场为伴。
大自鸣钟，十年前文艺青年与盗版碟圣地。过去真有幢巨大的钟楼，日本鬼子盖的。背后几条街上都是日本人的纺织厂和公寓，共产党员顾正红就是在这边被杀的。当年的草鞋浜，据说一派田园风光，后来被填平造起房子，紧挨上海最大的贫民窟药水弄。
从曹家渡到大自鸣钟，横贯一条长寿路，我自打小学三年级起就在这条街上了。
毕业以后，我的小学关门了，我的中学被拆，变成全城门面最大的夜总会“东方魅力“。大自鸣钟广场附近竖起无数幢五六万一平方米的高楼，唯独原来的草鞋浜改造成了绿地，叫作长寿公园。
六年前，我把公司搬到俯瞰长寿公园的高楼顶层。假如折一架纸飞机扔出去，可以乘风环绕上空一周。我有轻微的恐高症，站在二十一楼边缘，看着底下巨大钢琴键盘形状的喷泉平台，就会不可抑
制地眩晕，像希区柯克的电影。对面曾是烂尾楼，被潘石屹收购后，外墙常年挂着一百三十五万起的广告。斜对面是“巴黎春天”，相隔宽阔但不笔直的长寿路，每当硕大的屏幕亮起招聘网站信息，周边的辞职率就会升高。
我们顶楼有个露台，经常开会讨论各种杀人故事和电影剧本，仿佛就发生在楼下某个阳光下的角落，或者黑夜中的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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