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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惑》强调了赏罚并用的重要性：“赏善而不罚恶则乱，罚恶而不赏善则乱。”指出了赏罚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赏罚分明，必须讲究科学方法，必须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赏罚据实
惩罚与奖励，是领导工作的两件利器。但是在做出惩罚决定时，其先决条件是弄清事实。只有事实清楚后的惩罚才会做到掷地有声，又稳又准。事实是难以捉摸的东西，它们会被形式所掩盖。领导必须分清事实与怀疑之间的界线，必须创造让大家看来是公开、诚实、信任的气氛。事实的真相也是难以捉摸的，它并不是在一张纸上提供一套简单的事实，而是穿着多彩的外衣。我们很少能一眼看出真相，所以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如果从单一的角度去看问题，难免出现失误。
为了成功地做好事情，必须首先弄清事实，不受外界各方面的影响。如果故意误导，带有偏向，不将事实弄清，领导的威信将大受影响。不但受到惩罚的人满腹委屈，其他明白真相的人看在眼里，也会替他鸣不平。
对待事实问题，还必须区分事实与观点的不同。很多人容易将这两者混淆。例如，他们喜欢将“某人懒惰”、“某人没有竞争性”等作为事实。某人很少主动帮助别人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懒惰者。关键是要抓住核心的事实，能够面对挑战和展开详尽的调查。弄清了核心的事实，才能更好地做出有效的决定。
2赏罚一致
惩罚和奖励的目的都是为使人更努力地工作。但有时候，由于某些制度或程序的障碍，造成所需要的行为与所惩罚或所奖励的行为之间不一致，因此也无法达到最初目的。
一位年轻的工程师想请3天假去陪家人郊游，但他的领导没有批准，因为部门最近的工作很紧张，工人们每天都要加班，连星期六也不能休息。有一天，这位保持最高迟到记录的工程师又晚到了30分钟。领导对此十分生气，警告他：“如果你再迟到一次，我将让你停职3天并扣除工资。”你猜第二天谁迟到了？还是这位工程师！那位工程师听到这一警告，为这一难得的机会而沾沾自喜。他终于可以实现自己郊游的愿望了。于是第2天，他故意去得很晚。如其所料，他被停工3天，扣除3天工资。但他可以出去与家人一起郊游了，满足了自己的需求。那位领导也自以为做得正确，他“正确”地维护了管理制度，但部门的工作还是无法按时完成。
以上事例中领导者按常规办事的做法，造成了惩罚行为与惩罚效果的严重脱节。这位领导者敲的警钟最后还是没有敲到实处，反而正中那位工程师的下怀。奖励也是一样，有时造成奖励行为与奖励目的的脱节。领导奖励什么行为，将会得到更多这种行为。虽说赞扬与抚慰是经常性的行为，但也应注意不要奖励所不该奖励的。如果那样，领导将不会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而是得到所奖励的东西。譬如不慎奖励了一个人，是他投机取巧的工作瞒过了领导的眼睛，那么这种投机取巧行为将被纵容滋长起来。
3赏有信，罚必果
“信赏必罚”是领导者遵循的用人法则。信赏必罚的重点在于及时和适度。立刻施行，大家才会知道效法和警惕。所谓“适度”，就是奖惩的程度要适当。大功大赏，小功小赏；大过严惩，小错薄罚。
在公平的范围内处理得让人心服口服，奖惩才有意义。如果因为私心，小功给大赏，或是大过而薄惩，引起的后果可能比不处置还严重。
4功过不抵
赏罚分明，不但指对不同的人该赏则赏，该罚则罚，还指对同一个人的不同事件该赏则赏，该罚则罚，决不能功过相抵。理由是：第一，任何人都有其功，也有其过，如果功过相抵，就容易导致功过混淆，毫无界限。公元1126年，金兵攻陷宋朝京师洛阳，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被金人掳走，北宋灭亡。在金兵的逼迫下，朝廷众官打算立张邦昌为国君，但遭到秦桧等人的坚决反对。秦桧因此也被金人俘虏。秦桧的这个举动称得上是大功，一时受到全国上下的赞誉，可是，秦桧到金国后，一反前态，除了替宋徽宗操刀写乞和书，投靠金人外，还卖国求荣，陷害抗金英雄岳飞，留下万世骂名。此刻，是否能因秦桧有前功而赦其后罪呢？历史做出了公正判决：秦桧罪不可赦。
第二，功过相抵，容易造成特权。有的人因为做出了成绩，或立有功勋而得到一官半职，如果功过可以相抵，那么各级官吏必享首惠，又加上大权在握，“官官相护”，官僚特权必然更加肆无忌惮，法律、制度、规章在他们面前也必然荡然无存。所以，要做到功过不相抵，必须功过分明，各施赏罚。若有大功于前，按律行赏，又有大过于后，按律施惩。一个大功臣杀害无辜的人和一个地痞无赖杀害无辜的人，应该用同一条法律制裁，而不应考虑昔日的功劳，杀人偿命，自古而然。反之，若有大过在前，理应施以惩罚，又有大功于后，也应按律行赏。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纪律面前一视同仁”，以这样的原则来用人，领导不因个人情感而行赏罚，做到赏罚分明，则能事半功倍。
处世使用范例
创业难，守成更难
身为领导，建功立业，个中艰辛自不待言，希望的是能够带领部下们共同成功。可见领导者的责任重大。但是，任何基业都是以民意为基石的，任何政治都要反映民心。权威来自于民，也用之于民。
唐太宗善于纳谏，从善如流，致使贞观年间，政治清明，纲纪肃正，生产发达，国泰民安。某日太宗皇帝又集聚群臣讨论创业与守成的问题。
唐太宗问道：“你们认为是创业难，还是守成难？”大臣房玄龄首先回答：“我以为创业伊始，困难重重，百事待举需披肝沥胆，呕心沥血，一个个地突破障碍，一个个地解决问题，才能建立起基业，我以为创业难。”
魏征则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说：“古往今来，许多帝王都能在最艰苦的情况下克服困难而建功立业，但是，又有许多人在贪图安乐中失去了祖先辛勤努力的果实，所以我认为，守成比创业难。”
唐太宗听了俩人的意见后，发表了自己的结论：“房玄龄跟随我打天下，戎马倥偬，转战沙场，经常在九死中才求得一生，所以深知创业之难也；而魏征辅助我治理国家，呕心沥血，日理万机，他经常唯恐因富贵而产生骄恣之心，因不察而衍生无穷祸害，居安思危，所以非常了解守成之难。可见创业与守成都是困难重重的。但是就目前而言，创业之难已经过去，守成之难已进入议事日程，我希望诸位大臣能够与我戮力同心，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共同把守成工作做好。”一席话说得大臣们口服心服。
我们不得不钦佩太宗的政治头脑以及善于团结部下的艺术。他之所以下了这么一个极具辩证意味的结论，充分地表明了他治理国家的心声。其实在没争论“创业与守成孰难”这个问题之前，太宗已发现出了问题的端倪：有些大将，因创业已成而产生了麻痹大意的心理，有的人居功自傲，开始脱离部下；而有的人则开始打起“小算盘”，潜心于经营个人或小集团利益……这些都是不利于国家安定、政治清明的苗头，故此，太宗提出该问题让大家讨论，希望以此提醒诸位部下切勿让胜利冲昏了头脑，切勿在和平环境中栽了筋斗。他的作法既未伤害武将们的自尊，又没有失去表明自己政治主张的原则，可谓一箭双雕！
《贞观正要》是一部记录太宗日常言行的典籍。其中有注：“自古创业而失之者少，守成而失之者多。”由此，我们应牢记“创业难，守成更难”。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兵家使用范例
曹咎因怒丢成皋
两军交战，不仅仅是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而且还是双方将帅心理素质的较量。那些较轻浮、易焦躁、好恼怒的将帅，那些缺乏胆识、目光短浅、优柔寡断、心胸狭窄、见利忘义、畏敌如虎的将帅，往往最先败下阵来。那些稳重、冷静、清醒理智的将帅，那些有胆有识、高瞻远瞩、果断勇敢、胸怀大度、不屈不挠、顽强奋战、坚忍不拔的将帅，常常能驾驭全局，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个不能控制自己的心理、不能把握自己情绪的将帅，很难控制战争的局势，很难把握战争发展的趋势。于是，孙子告诫将帅道：“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孙子总结的是战争规律，避免由于将帅个人的怒与喜，决定战争的败与胜，国家的亡与存。
汉高祖三年，历史上著名的楚汉之争已持续了3年。为了安定后方，项羽决定亲自率军回师东征彭越。他把留守成皋前线的任务交给大将曹咎，叮嘱说：“一定要守住成皋。如刘邦来挑战，千万谨慎，不要出战，只要阻止他东进就行了。”
成皋是险要地段，那里又设有军需粮库，战略上十分重要。项羽实在放心不下，临行又对曹咎说：“我在半个月内，一定击败彭越，回来与你共同出击刘邦。切勿轻率出战。”可是，战势并非如项羽想的那样顺利，直到第二年10月，项羽仍未返回成皋。此时，刘邦就乘机率领汉军渡过黄河，向成皋的楚军发动进攻。
起初，曹咎还遵守项羽的军令，尽管汉军一次一次地挑战，他都谨慎地坚守城池，不准任何人出城与汉军交战。刘邦达不到正面交战的目的，便改变策略。他知道曹咎性情暴躁，有勇无谋，就针对这个弱点，设法把楚军引出城来，然后予以消灭。
于是，刘邦派一部分士卒到楚军城边叫骂，嘲笑曹咎胆小如鼠，躲在城中做缩头乌龟。连续叫骂了数天，曹咎实在忍不住这口怒气，下令楚军出城作战。
汉军已经养精蓄锐了数月，此时见楚军中计出城，稍一接触，就佯装战败，退向成皋附近的汜水对岸。曹咎见汉军不堪一击，骄横之气更增，指挥楚军渡汜水追击。在汜水沿岸以逸待劳的汉军乘楚军渡至河中心时，立即集中兵力向楚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楚军前进不得，后退不及，被杀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曹咎自知违反了军令，就在汜水上自杀身亡。刘邦乘胜得成皋。
这一仗，使项羽失去了战略要地和储粮基地，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隐患。这种严重后果皆源于曹咎不能冷静的“制怒”。如果曹咎能谨遵项羽叮嘱只守不战，就算刘邦有三头六臂也不能夺取这个战略要地。
商战使用范例
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企业的经营者是企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同样也是企业决策的核心力量，如果企业的经营者感情用事，将会导致决策的失误，从而给企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20世纪60年代，艾柯卡聘入福特汽车公司，并开始为他们推销汽车。
1970年，艾柯卡推销的“野马牌”汽车获得了巨大成功，遂升职为福特汽车公司的总经理。他上任后，改革经营措施，推出一种低油耗的小型汽车，这款汽车一上市，立即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可是老福特对艾柯卡的这一举措并不看好，心中满怀嫉妒的福特寻找各种理由解雇了艾柯卡。为了虚荣赶走了为自己赚进35亿美元的艾柯卡，使得他失去了一位难得的人才。艾柯卡离开福特公司后，被克莱斯勒公司看中，克莱斯勒公司对艾柯卡倍加重用。没过多久，濒临倒闭的克莱斯勒一跃而成为福特公司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使福特公司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市场份额。
重用贤才，这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然而老福特没有突破个人的思想局限，一怒之下赶走了艾柯卡，不仅使得福特公司损失一员大将，而且还使对手克莱斯勒增强了实力。这真是长了他人的志气，而灭了自己的威风。
处世使用范例
袁绍怒杀田丰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对于领导而言，不能因为自己一时的好恶，而迁怒于下属，迁怒于天下，以至于铸成大错。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中原。田丰是袁绍的谋臣。眼看着曹操的势力日益壮大，袁绍不能容忍，决定攻打曹操占据的许昌。田丰建议袁绍：“曹操善于用兵，而且诡计多端，加之许昌防卫甚严，所以不宜出战。”
袁绍自恃兵精粮多，根本不听田丰所言，却说田丰扰乱军心，并把他囚禁起来。不出所料，官渡一战，曹操以少胜多，大败袁绍。袁绍的部下十分惋惜田丰没有随军出征，袁绍也颇为愧悔。而力主与曹操决战的逢纪害怕被袁绍谴责，更担心以后田丰的地位会超过自己，便挑拨离间说：“田丰听说将军失败，鼓掌大笑，因不幸被他言中而高兴不已。”
袁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听信了逢纪的谗言，恼羞成怒，杀了田丰。
袁绍作为田丰的顶头上司，田丰冒犯了他的尊严，而恼羞成怒竟然不问事实真相，就盲目斩杀了田丰，这无疑使他的处境雪上加霜，同时加速了他的灭亡。
辩惑》强调了赏罚并用的重要性：“赏善而不罚恶则乱，罚恶而不赏善则乱。”指出了赏罚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赏罚分明，必须讲究科学方法，必须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赏罚据实
惩罚与奖励，是领导工作的两件利器。但是在做出惩罚决定时，其先决条件是弄清事实。只有事实清楚后的惩罚才会做到掷地有声，又稳又准。事实是难以捉摸的东西，它们会被形式所掩盖。领导必须分清事实与怀疑之间的界线，必须创造让大家看来是公开、诚实、信任的气氛。事实的真相也是难以捉摸的，它并不是在一张纸上提供一套简单的事实，而是穿着多彩的外衣。我们很少能一眼看出真相，所以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如果从单一的角度去看问题，难免出现失误。
为了成功地做好事情，必须首先弄清事实，不受外界各方面的影响。如果故意误导，带有偏向，不将事实弄清，领导的威信将大受影响。不但受到惩罚的人满腹委屈，其他明白真相的人看在眼里，也会替他鸣不平。
对待事实问题，还必须区分事实与观点的不同。很多人容易将这两者混淆。例如，他们喜欢将“某人懒惰”、“某人没有竞争性”等作为事实。某人很少主动帮助别人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懒惰者。关键是要抓住核心的事实，能够面对挑战和展开详尽的调查。弄清了核心的事实，才能更好地做出有效的决定。
2赏罚一致
惩罚和奖励的目的都是为使人更努力地工作。但有时候，由于某些制度或程序的障碍，造成所需要的行为与所惩罚或所奖励的行为之间不一致，因此也无法达到最初目的。
一位年轻的工程师想请3天假去陪家人郊游，但他的领导没有批准，因为部门最近的工作很紧张，工人们每天都要加班，连星期六也不能休息。有一天，这位保持最高迟到记录的工程师又晚到了30分钟。领导对此十分生气，警告他：“如果你再迟到一次，我将让你停职3天并扣除工资。”你猜第二天谁迟到了？还是这位工程师！那位工程师听到这一警告，为这一难得的机会而沾沾自喜。他终于可以实现自己郊游的愿望了。于是第2天，他故意去得很晚。如其所料，他被停工3天，扣除3天工资。但他可以出去与家人一起郊游了，满足了自己的需求。那位领导也自以为做得正确，他“正确”地维护了管理制度，但部门的工作还是无法按时完成。
以上事例中领导者按常规办事的做法，造成了惩罚行为与惩罚效果的严重脱节。这位领导者敲的警钟最后还是没有敲到实处，反而正中那位工程师的下怀。奖励也是一样，有时造成奖励行为与奖励目的的脱节。领导奖励什么行为，将会得到更多这种行为。虽说赞扬与抚慰是经常性的行为，但也应注意不要奖励所不该奖励的。如果那样，领导将不会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而是得到所奖励的东西。譬如不慎奖励了一个人，是他投机取巧的工作瞒过了领导的眼睛，那么这种投机取巧行为将被纵容滋长起来。
3赏有信，罚必果
“信赏必罚”是领导者遵循的用人法则。信赏必罚的重点在于及时和适度。立刻施行，大家才会知道效法和警惕。所谓“适度”，就是奖惩的程度要适当。大功大赏，小功小赏；大过严惩，小错薄罚。
在公平的范围内处理得让人心服口服，奖惩才有意义。如果因为私心，小功给大赏，或是大过而薄惩，引起的后果可能比不处置还严重。
4功过不抵
赏罚分明，不但指对不同的人该赏则赏，该罚则罚，还指对同一个人的不同事件该赏则赏，该罚则罚，决不能功过相抵。理由是：第一，任何人都有其功，也有其过，如果功过相抵，就容易导致功过混淆，毫无界限。公元1126年，金兵攻陷宋朝京师洛阳，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被金人掳走，北宋灭亡。在金兵的逼迫下，朝廷众官打算立张邦昌为国君，但遭到秦桧等人的坚决反对。秦桧因此也被金人俘虏。秦桧的这个举动称得上是大功，一时受到全国上下的赞誉，可是，秦桧到金国后，一反前态，除了替宋徽宗操刀写乞和书，投靠金人外，还卖国求荣，陷害抗金英雄岳飞，留下万世骂名。此刻，是否能因秦桧有前功而赦其后罪呢？历史做出了公正判决：秦桧罪不可赦。
第二，功过相抵，容易造成特权。有的人因为做出了成绩，或立有功勋而得到一官半职，如果功过可以相抵，那么各级官吏必享首惠，又加上大权在握，“官官相护”，官僚特权必然更加肆无忌惮，法律、制度、规章在他们面前也必然荡然无存。所以，要做到功过不相抵，必须功过分明，各施赏罚。若有大功于前，按律行赏，又有大过于后，按律施惩。一个大功臣杀害无辜的人和一个地痞无赖杀害无辜的人，应该用同一条法律制裁，而不应考虑昔日的功劳，杀人偿命，自古而然。反之，若有大过在前，理应施以惩罚，又有大功于后，也应按律行赏。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纪律面前一视同仁”，以这样的原则来用人，领导不因个人情感而行赏罚，做到赏罚分明，则能事半功倍。
处世使用范例
创业难，守成更难
身为领导，建功立业，个中艰辛自不待言，希望的是能够带领部下们共同成功。可见领导者的责任重大。但是，任何基业都是以民意为基石的，任何政治都要反映民心。权威来自于民，也用之于民。
唐太宗善于纳谏，从善如流，致使贞观年间，政治清明，纲纪肃正，生产发达，国泰民安。某日太宗皇帝又集聚群臣讨论创业与守成的问题。
唐太宗问道：“你们认为是创业难，还是守成难？”大臣房玄龄首先回答：“我以为创业伊始，困难重重，百事待举需披肝沥胆，呕心沥血，一个个地突破障碍，一个个地解决问题，才能建立起基业，我以为创业难。”
魏征则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说：“古往今来，许多帝王都能在最艰苦的情况下克服困难而建功立业，但是，又有许多人在贪图安乐中失去了祖先辛勤努力的果实，所以我认为，守成比创业难。”
唐太宗听了俩人的意见后，发表了自己的结论：“房玄龄跟随我打天下，戎马倥偬，转战沙场，经常在九死中才求得一生，所以深知创业之难也；而魏征辅助我治理国家，呕心沥血，日理万机，他经常唯恐因富贵而产生骄恣之心，因不察而衍生无穷祸害，居安思危，所以非常了解守成之难。可见创业与守成都是困难重重的。但是就目前而言，创业之难已经过去，守成之难已进入议事日程，我希望诸位大臣能够与我戮力同心，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共同把守成工作做好。”一席话说得大臣们口服心服。
我们不得不钦佩太宗的政治头脑以及善于团结部下的艺术。他之所以下了这么一个极具辩证意味的结论，充分地表明了他治理国家的心声。其实在没争论“创业与守成孰难”这个问题之前，太宗已发现出了问题的端倪：有些大将，因创业已成而产生了麻痹大意的心理，有的人居功自傲，开始脱离部下；而有的人则开始打起“小算盘”，潜心于经营个人或小集团利益……这些都是不利于国家安定、政治清明的苗头，故此，太宗提出该问题让大家讨论，希望以此提醒诸位部下切勿让胜利冲昏了头脑，切勿在和平环境中栽了筋斗。他的作法既未伤害武将们的自尊，又没有失去表明自己政治主张的原则，可谓一箭双雕！
《贞观正要》是一部记录太宗日常言行的典籍。其中有注：“自古创业而失之者少，守成而失之者多。”由此，我们应牢记“创业难，守成更难”。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兵家使用范例
曹咎因怒丢成皋
两军交战，不仅仅是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而且还是双方将帅心理素质的较量。那些较轻浮、易焦躁、好恼怒的将帅，那些缺乏胆识、目光短浅、优柔寡断、心胸狭窄、见利忘义、畏敌如虎的将帅，往往最先败下阵来。那些稳重、冷静、清醒理智的将帅，那些有胆有识、高瞻远瞩、果断勇敢、胸怀大度、不屈不挠、顽强奋战、坚忍不拔的将帅，常常能驾驭全局，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个不能控制自己的心理、不能把握自己情绪的将帅，很难控制战争的局势，很难把握战争发展的趋势。于是，孙子告诫将帅道：“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孙子总结的是战争规律，避免由于将帅个人的怒与喜，决定战争的败与胜，国家的亡与存。
汉高祖三年，历史上著名的楚汉之争已持续了3年。为了安定后方，项羽决定亲自率军回师东征彭越。他把留守成皋前线的任务交给大将曹咎，叮嘱说：“一定要守住成皋。如刘邦来挑战，千万谨慎，不要出战，只要阻止他东进就行了。”
成皋是险要地段，那里又设有军需粮库，战略上十分重要。项羽实在放心不下，临行又对曹咎说：“我在半个月内，一定击败彭越，回来与你共同出击刘邦。切勿轻率出战。”可是，战势并非如项羽想的那样顺利，直到第二年10月，项羽仍未返回成皋。此时，刘邦就乘机率领汉军渡过黄河，向成皋的楚军发动进攻。
起初，曹咎还遵守项羽的军令，尽管汉军一次一次地挑战，他都谨慎地坚守城池，不准任何人出城与汉军交战。刘邦达不到正面交战的目的，便改变策略。他知道曹咎性情暴躁，有勇无谋，就针对这个弱点，设法把楚军引出城来，然后予以消灭。
于是，刘邦派一部分士卒到楚军城边叫骂，嘲笑曹咎胆小如鼠，躲在城中做缩头乌龟。连续叫骂了数天，曹咎实在忍不住这口怒气，下令楚军出城作战。
汉军已经养精蓄锐了数月，此时见楚军中计出城，稍一接触，就佯装战败，退向成皋附近的汜水对岸。曹咎见汉军不堪一击，骄横之气更增，指挥楚军渡汜水追击。在汜水沿岸以逸待劳的汉军乘楚军渡至河中心时，立即集中兵力向楚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楚军前进不得，后退不及，被杀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曹咎自知违反了军令，就在汜水上自杀身亡。刘邦乘胜得成皋。
这一仗，使项羽失去了战略要地和储粮基地，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隐患。这种严重后果皆源于曹咎不能冷静的“制怒”。如果曹咎能谨遵项羽叮嘱只守不战，就算刘邦有三头六臂也不能夺取这个战略要地。
商战使用范例
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企业的经营者是企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同样也是企业决策的核心力量，如果企业的经营者感情用事，将会导致决策的失误，从而给企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20世纪60年代，艾柯卡聘入福特汽车公司，并开始为他们推销汽车。
1970年，艾柯卡推销的“野马牌”汽车获得了巨大成功，遂升职为福特汽车公司的总经理。他上任后，改革经营措施，推出一种低油耗的小型汽车，这款汽车一上市，立即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可是老福特对艾柯卡的这一举措并不看好，心中满怀嫉妒的福特寻找各种理由解雇了艾柯卡。为了虚荣赶走了为自己赚进35亿美元的艾柯卡，使得他失去了一位难得的人才。艾柯卡离开福特公司后，被克莱斯勒公司看中，克莱斯勒公司对艾柯卡倍加重用。没过多久，濒临倒闭的克莱斯勒一跃而成为福特公司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使福特公司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市场份额。
重用贤才，这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然而老福特没有突破个人的思想局限，一怒之下赶走了艾柯卡，不仅使得福特公司损失一员大将，而且还使对手克莱斯勒增强了实力。这真是长了他人的志气，而灭了自己的威风。
处世使用范例
袁绍怒杀田丰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对于领导而言，不能因为自己一时的好恶，而迁怒于下属，迁怒于天下，以至于铸成大错。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中原。田丰是袁绍的谋臣。眼看着曹操的势力日益壮大，袁绍不能容忍，决定攻打曹操占据的许昌。田丰建议袁绍：“曹操善于用兵，而且诡计多端，加之许昌防卫甚严，所以不宜出战。”
袁绍自恃兵精粮多，根本不听田丰所言，却说田丰扰乱军心，并把他囚禁起来。不出所料，官渡一战，曹操以少胜多，大败袁绍。袁绍的部下十分惋惜田丰没有随军出征，袁绍也颇为愧悔。而力主与曹操决战的逢纪害怕被袁绍谴责，更担心以后田丰的地位会超过自己，便挑拨离间说：“田丰听说将军失败，鼓掌大笑，因不幸被他言中而高兴不已。”
袁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听信了逢纪的谗言，恼羞成怒，杀了田丰。
袁绍作为田丰的顶头上司，田丰冒犯了他的尊严，而恼羞成怒竟然不问事实真相，就盲目斩杀了田丰，这无疑使他的处境雪上加霜，同时加速了他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