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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拜，那只是后世流传的一个传说。连官员相见都要跪拜的时代，秀才敢不跪县官？实情是，当秀才跟平头百姓在官员身边打官司的时候，秀才也要磕头，但不用一直跪着，老百姓得一直跪着应诉，这是唯一的区别。
现在朱敬伦给读书人争取到的特权是，他们第一次也不用下跪了。但老百姓依然要跪，可是不用一直跪着了。
跪礼是很重要的礼仪，起码在这些官员心中如此。
反倒是朱敬伦提出要革新其他事务，比如无比重要的律法，官员们争论反而没那么大，新朝当然要有新法。
朱敬伦对大清例律的大部分条文都没意见，古今中外，其实历朝历代，各国的法律都大同小异，无非都是要惩恶扬善，所以杀人放火肯定都是律法禁止的，大多数的刑罚也都是一样的，不可能在中国杀人犯法，在外国杀人就合法了。
不一样的是法律的程序，和惩罚的轻重问题。
朱敬伦要变的也是这些，比如他要求废除法律中最不文明的那些部分，比如连坐制度，他认为株连九族之类的太过野蛮，法律应该是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原则，这一点官员们倒是没有坚持，事后想来，其实连坐制度，根本就是皇权在压制官权的一个条文，一般情况下，也只有有权力的人才能犯下那些需要株连九族的大罪，一个平头老百姓犯不了多大的重罪，除了谋反之外，他们不会有太多的机会去犯重罪。
但也有官员们坚持，而朱敬伦死活都不会答应的，那就是用刑制度，官员们认为，如果不用刑，怎么让犯人招供，朱敬伦认为用刑只会带来冤假错案，只会屈打成招，坚持到最后，还是官员们让步了。
这让朱敬伦得以改变大清律中的刑罚制度，其实他私下早就在做了，让赫德聘请了一些法律专家，让他们将大清律例中那些不文明的东西删除，至于主要的法律条文，其实大多是保留下来了。
至于根本性的变化，朱敬伦暂时还不觉得需要变，也没有能力变，要知道重建一套司法制度，这是大工程，目前根本不具备必要的知识储备，加上大清律本就是源自大明律，是中国的传统习惯法，是对上千年法律文化的总结，清朝用了清朝用了三年时间才制定出来，而且还主要继承了大明律的条文，朱敬伦没能力短时间内完成一套新法，那就只能沿用旧法，并对其中不文明的部分进行删减。
至于正式法律什么时候更改，那得看什么时候能够积攒到足够的普通法案例了。
除了删减条文，朱敬伦还借机添加自己认为重要，而传统法律中忽视的部分。
比如将保护产权列入了明文。
这些其实官员们依然没有怎么反对，因为这还是对他们有利的。
朱敬伦告诉他们，除非是经济犯罪，比如贪腐纳贿之类的问题，任何人的产权都要得到保护，取消了不人道的抄家，而对经济犯罪则施加罚款等措施，罚到倾家荡产也好，但就是不能动别人的私产。
另外还加入了产权登记制度，跟英国人在香港推行的地产制度不同，朱敬伦认可了产权和租权分离的现状，所有权的官契和使用权的私契，都可以到官府登基，一旦登基后，就以官方登基的为准，任何没有官府登基的产权变动，在法律上是不予承认的。
这一点官员们反倒是反对的强烈一些，因为他们大概觉得这是对他们的限制，这样以来，谁有多少田产、房产都要被官府掌握了，这让他们有危机感。但朱敬伦告诉他们，以后没有抄家一说了，他们不用担心这些。结果让一些自诩清高的官员产生了羞耻感，陈芝廷第一个斥责反对的人，告诉他们不贪不腐怕什么，没有人不可示人的，他说话了，就没人反对了。
讨价还价了一整天，前半天是官员们跪着朱敬伦坐着，后半天他们实在是跪不下去了，于是就都开始坐着，看来也不是人人都喜欢跪啊。
商量完毕后，结合他们的意见，然后传给赫德招募的法律专家们审定，让他们根据这些意见进行相应的修改，第一步大明律很快就能推出来了。
另外剪辫子这件事，陈芝廷这些高官剪了之后，朱敬伦通令整个大明各级官府，号召官员们剪辫子，但明确告诉他们，不强制。剃发易服那本来就是人类历史上对文化最黑暗的一件政治事件，朱敬伦不学多尔衮，他标榜文明，就要以文明的态度面对这些让人不舒服的问题，所以他不强迫。
但军队则不同，朱敬伦下达的是军令，要求全军上下，每一个人立刻剪辫子！
可军队中大多数士兵，都是来自社会的底层，虽然那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之类的文化是知识分子弄出来的，可对这些传统最坚持的，往往就是底层的小人物，因此朱敬伦的军令，一下子就掀起了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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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状态不好，总找不到感觉，情绪部队，文章的味道都不对，希望能慢慢找到情绪吧。(未完待续。)
不拜，那只是后世流传的一个传说。连官员相见都要跪拜的时代，秀才敢不跪县官？实情是，当秀才跟平头百姓在官员身边打官司的时候，秀才也要磕头，但不用一直跪着，老百姓得一直跪着应诉，这是唯一的区别。
现在朱敬伦给读书人争取到的特权是，他们第一次也不用下跪了。但老百姓依然要跪，可是不用一直跪着了。
跪礼是很重要的礼仪，起码在这些官员心中如此。
反倒是朱敬伦提出要革新其他事务，比如无比重要的律法，官员们争论反而没那么大，新朝当然要有新法。
朱敬伦对大清例律的大部分条文都没意见，古今中外，其实历朝历代，各国的法律都大同小异，无非都是要惩恶扬善，所以杀人放火肯定都是律法禁止的，大多数的刑罚也都是一样的，不可能在中国杀人犯法，在外国杀人就合法了。
不一样的是法律的程序，和惩罚的轻重问题。
朱敬伦要变的也是这些，比如他要求废除法律中最不文明的那些部分，比如连坐制度，他认为株连九族之类的太过野蛮，法律应该是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原则，这一点官员们倒是没有坚持，事后想来，其实连坐制度，根本就是皇权在压制官权的一个条文，一般情况下，也只有有权力的人才能犯下那些需要株连九族的大罪，一个平头老百姓犯不了多大的重罪，除了谋反之外，他们不会有太多的机会去犯重罪。
但也有官员们坚持，而朱敬伦死活都不会答应的，那就是用刑制度，官员们认为，如果不用刑，怎么让犯人招供，朱敬伦认为用刑只会带来冤假错案，只会屈打成招，坚持到最后，还是官员们让步了。
这让朱敬伦得以改变大清律中的刑罚制度，其实他私下早就在做了，让赫德聘请了一些法律专家，让他们将大清律例中那些不文明的东西删除，至于主要的法律条文，其实大多是保留下来了。
至于根本性的变化，朱敬伦暂时还不觉得需要变，也没有能力变，要知道重建一套司法制度，这是大工程，目前根本不具备必要的知识储备，加上大清律本就是源自大明律，是中国的传统习惯法，是对上千年法律文化的总结，清朝用了清朝用了三年时间才制定出来，而且还主要继承了大明律的条文，朱敬伦没能力短时间内完成一套新法，那就只能沿用旧法，并对其中不文明的部分进行删减。
至于正式法律什么时候更改，那得看什么时候能够积攒到足够的普通法案例了。
除了删减条文，朱敬伦还借机添加自己认为重要，而传统法律中忽视的部分。
比如将保护产权列入了明文。
这些其实官员们依然没有怎么反对，因为这还是对他们有利的。
朱敬伦告诉他们，除非是经济犯罪，比如贪腐纳贿之类的问题，任何人的产权都要得到保护，取消了不人道的抄家，而对经济犯罪则施加罚款等措施，罚到倾家荡产也好，但就是不能动别人的私产。
另外还加入了产权登记制度，跟英国人在香港推行的地产制度不同，朱敬伦认可了产权和租权分离的现状，所有权的官契和使用权的私契，都可以到官府登基，一旦登基后，就以官方登基的为准，任何没有官府登基的产权变动，在法律上是不予承认的。
这一点官员们反倒是反对的强烈一些，因为他们大概觉得这是对他们的限制，这样以来，谁有多少田产、房产都要被官府掌握了，这让他们有危机感。但朱敬伦告诉他们，以后没有抄家一说了，他们不用担心这些。结果让一些自诩清高的官员产生了羞耻感，陈芝廷第一个斥责反对的人，告诉他们不贪不腐怕什么，没有人不可示人的，他说话了，就没人反对了。
讨价还价了一整天，前半天是官员们跪着朱敬伦坐着，后半天他们实在是跪不下去了，于是就都开始坐着，看来也不是人人都喜欢跪啊。
商量完毕后，结合他们的意见，然后传给赫德招募的法律专家们审定，让他们根据这些意见进行相应的修改，第一步大明律很快就能推出来了。
另外剪辫子这件事，陈芝廷这些高官剪了之后，朱敬伦通令整个大明各级官府，号召官员们剪辫子，但明确告诉他们，不强制。剃发易服那本来就是人类历史上对文化最黑暗的一件政治事件，朱敬伦不学多尔衮，他标榜文明，就要以文明的态度面对这些让人不舒服的问题，所以他不强迫。
但军队则不同，朱敬伦下达的是军令，要求全军上下，每一个人立刻剪辫子！
可军队中大多数士兵，都是来自社会的底层，虽然那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之类的文化是知识分子弄出来的，可对这些传统最坚持的，往往就是底层的小人物，因此朱敬伦的军令，一下子就掀起了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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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状态不好，总找不到感觉，情绪部队，文章的味道都不对，希望能慢慢找到情绪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