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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军官基本上是在从北亰撤军之后陆续来到丹麦的。
现在已经是6月底了，算起来他们已经来了小半年了，除去路途也差不多有三四个月。
但是他们的学习情况并不算好，目前基本上还都还没过语言关，而且他们的学习态度差别很大，丹麦教官表示，有些学生学习热情很高，虽然还不能熟练的说丹麦语言，可是却已经学会了相当多的词汇，对照字典竟然可以阅读一些西方军事著作了。
可是有一些军官，对学习西方军事理论兴致不高，他们认为打仗学会孙子兵法就够了，洋人的东西，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他们走走步，打打枪行，排兵布阵粗陋不堪，真要讲智谋，还是老祖宗的管用。
说这些话的，还真不是不学无术的，他们能说出这些话，证明他们是琢磨过西方的东西，至少他们研究过在大明军校中那些瑞典教官所教的知识，同时他们还阅读过中国传统的兵法，而他们真的认为，洋人的操典之类的军事内容，太过于具体化，论思想还是孙子兵法高深。
这倒不假，但这恰恰是西方人的优点，他们更重视细节的东西，他们的操典拿出来让人一看真的就知道该怎么打仗，可是中国文人把孙子兵法背的滚瓜烂熟，可让他们把兵拉出去，他们连阵形都排不开。
就跟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中国文化中似乎充满了一种早熟的现象，老祖宗在许多方面，似乎已经把后人该走的路都走完了，后人好像不需要在学习，只需要照做即可。孙子兵法甫一出现，就站在思想的高度来阐述军事问题，而西方同时代的军事著作，基本上还停留在高卢战记之类的军事传记内容。
之后中国的军事学发展，反而从思想高度往战略高度降低，最后才开始关注战术方面，到了明代，戚继光的兵法，就开始很强调技术方面的内容了。
而欧洲刚好是相反，他们从将领的战争记录开始，然后开始走向战略性高度，巅峰之作正是拿破仑战争之后，受到战败刺激的普鲁士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总结拿破仑的军事理念，写出了《战争论》这样的巨作。
总结起来，中国军事学发展，好似就是从孙子兵法开始，孙子给大家列了一个提纲，然后后世子孙就在这个提纲中填写内容。而欧洲的军事学发展，在是从基础开始，一步一步往上丰富。
真要说谁更优秀，恐怕争论会很大，至少朱敬伦始终认为，《战争论》本身，还只是在战略层面，还没有上升到思想层面，这一点上比不上孙子兵法。
但是正因为孙子兵法已经站到了思想层面，他阐述的是战争的精神，反而有种跳出战争的意思，你可以用孙子兵法指导国家战略，构建国防体系，可直接拿到战场上，反而没什么操作性了。
《战争论》则不一样，他的可操作性更强，夹杂了一些对战例的解析，真的可以运用到实际的战争中去。
这就跟东西文化的其他方面很相似，东方重视精神，西方重视技术，等到真枪实干的时候，往往反而是西方能取得胜利，因为他们的东西可操作性更强，他们的是基于数理逻辑的知识，东方的则主要是理念上的东西，用好用坏全在个人领悟了。
尽管心里认同这些军官的说法，他们对自己的东西自信是好事，可是西方的东西却绝对值得学习，人家的东西更讲逻辑不说，哪怕是取长补短也是必要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人一旦骄傲到不愿意学习了，那也就离落后不远了。
朱敬伦亲自跟一些学生面谈，跟他们沟通，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试图说服他们放下身段，谦虚的学习西方的军事理论，事实摆在这里，英法已经打败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大明现在跟人家打那是找死，那么有什么理由不学呢。
至于这些学生多少听进心里了，这就没法控制了。
在丹麦也观看了一些工业企业，发现丹麦的企业规模普遍就比英国小多了，作坊很多，而且主要局限在农业，比如他们的毛皮产业就很发达，养殖业也很发达，小小的丹麦，竟然生产了欧洲一大半出口的黄油。
离开丹麦转而去了瑞典，跟瑞典的合作，是最早，也是最深入的。可是现在瑞典人感到了失落，原因是大明跟英国签订了优厚的贸易协议，尤其是铁矿、钢铁制品的零关税，让瑞典失去了独霸大明市场的机会。
早在朱敬伦还没公开独立，瑞典、丹麦就跟大明签定了相关产业互相免税的协议，瑞典的铁矿和钢材以及机器设备那时候就开始零关税出口大明市场了。这几年，他们这些产业的发展确实也很快，为了取得向大明出口的优势，瑞典人还专门建造了大型的铁矿石运输船。
可现在英国也享受到了这个待遇，瑞典人完全没有信心跟英国竞争。
这不是他们不够自信，而是一种现实。
朱敬伦参观瑞典工业的时候，感触很深，因为瑞典的工业，虽然也涌现了不少大型工厂，可是依然以为... -->>
这些军官基本上是在从北亰撤军之后陆续来到丹麦的。
现在已经是6月底了，算起来他们已经来了小半年了，除去路途也差不多有三四个月。
但是他们的学习情况并不算好，目前基本上还都还没过语言关，而且他们的学习态度差别很大，丹麦教官表示，有些学生学习热情很高，虽然还不能熟练的说丹麦语言，可是却已经学会了相当多的词汇，对照字典竟然可以阅读一些西方军事著作了。
可是有一些军官，对学习西方军事理论兴致不高，他们认为打仗学会孙子兵法就够了，洋人的东西，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他们走走步，打打枪行，排兵布阵粗陋不堪，真要讲智谋，还是老祖宗的管用。
说这些话的，还真不是不学无术的，他们能说出这些话，证明他们是琢磨过西方的东西，至少他们研究过在大明军校中那些瑞典教官所教的知识，同时他们还阅读过中国传统的兵法，而他们真的认为，洋人的操典之类的军事内容，太过于具体化，论思想还是孙子兵法高深。
这倒不假，但这恰恰是西方人的优点，他们更重视细节的东西，他们的操典拿出来让人一看真的就知道该怎么打仗，可是中国文人把孙子兵法背的滚瓜烂熟，可让他们把兵拉出去，他们连阵形都排不开。
就跟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中国文化中似乎充满了一种早熟的现象，老祖宗在许多方面，似乎已经把后人该走的路都走完了，后人好像不需要在学习，只需要照做即可。孙子兵法甫一出现，就站在思想的高度来阐述军事问题，而西方同时代的军事著作，基本上还停留在高卢战记之类的军事传记内容。
之后中国的军事学发展，反而从思想高度往战略高度降低，最后才开始关注战术方面，到了明代，戚继光的兵法，就开始很强调技术方面的内容了。
而欧洲刚好是相反，他们从将领的战争记录开始，然后开始走向战略性高度，巅峰之作正是拿破仑战争之后，受到战败刺激的普鲁士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总结拿破仑的军事理念，写出了《战争论》这样的巨作。
总结起来，中国军事学发展，好似就是从孙子兵法开始，孙子给大家列了一个提纲，然后后世子孙就在这个提纲中填写内容。而欧洲的军事学发展，在是从基础开始，一步一步往上丰富。
真要说谁更优秀，恐怕争论会很大，至少朱敬伦始终认为，《战争论》本身，还只是在战略层面，还没有上升到思想层面，这一点上比不上孙子兵法。
但是正因为孙子兵法已经站到了思想层面，他阐述的是战争的精神，反而有种跳出战争的意思，你可以用孙子兵法指导国家战略，构建国防体系，可直接拿到战场上，反而没什么操作性了。
《战争论》则不一样，他的可操作性更强，夹杂了一些对战例的解析，真的可以运用到实际的战争中去。
这就跟东西文化的其他方面很相似，东方重视精神，西方重视技术，等到真枪实干的时候，往往反而是西方能取得胜利，因为他们的东西可操作性更强，他们的是基于数理逻辑的知识，东方的则主要是理念上的东西，用好用坏全在个人领悟了。
尽管心里认同这些军官的说法，他们对自己的东西自信是好事，可是西方的东西却绝对值得学习，人家的东西更讲逻辑不说，哪怕是取长补短也是必要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人一旦骄傲到不愿意学习了，那也就离落后不远了。
朱敬伦亲自跟一些学生面谈，跟他们沟通，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试图说服他们放下身段，谦虚的学习西方的军事理论，事实摆在这里，英法已经打败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大明现在跟人家打那是找死，那么有什么理由不学呢。
至于这些学生多少听进心里了，这就没法控制了。
在丹麦也观看了一些工业企业，发现丹麦的企业规模普遍就比英国小多了，作坊很多，而且主要局限在农业，比如他们的毛皮产业就很发达，养殖业也很发达，小小的丹麦，竟然生产了欧洲一大半出口的黄油。
离开丹麦转而去了瑞典，跟瑞典的合作，是最早，也是最深入的。可是现在瑞典人感到了失落，原因是大明跟英国签订了优厚的贸易协议，尤其是铁矿、钢铁制品的零关税，让瑞典失去了独霸大明市场的机会。
早在朱敬伦还没公开独立，瑞典、丹麦就跟大明签定了相关产业互相免税的协议，瑞典的铁矿和钢材以及机器设备那时候就开始零关税出口大明市场了。这几年，他们这些产业的发展确实也很快，为了取得向大明出口的优势，瑞典人还专门建造了大型的铁矿石运输船。
可现在英国也享受到了这个待遇，瑞典人完全没有信心跟英国竞争。
这不是他们不够自信，而是一种现实。
朱敬伦参观瑞典工业的时候，感触很深，因为瑞典的工业，虽然也涌现了不少大型工厂，可是依然以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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