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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如我开场白说的，从一开始我们就错了。我认为本次系列案件并非如先前认定的是以‘性’为主导的性变态强奸案，它真正的犯罪动机实质上来自‘愤怒’，而愤怒的根源是生活平衡感的缺失，也就是说本案是一起‘以毁尸与性侵作为手段，以寻求控制感作为动机’的系列犯罪。
“案情各位都很清楚，应该知道在案件五之前，凶手和受害人始终未有生殖器的接触，那么这真的是源于生理障碍吗？我觉得不是！我认为那是一种不屑和鄙视！这一点在案件三和案件四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案件三的现场环境，可以让凶手很清楚地判断出受害人是独自居住，他有充分的时间去做更多的事，他也确实做了。他唯一一次将受害人衣服全部剥掉，就是这件案子；他开始切割受害者器官组织作为纪念物带离现场，但就是没有奸尸的举动。而案件四有这样一个细节——受害者裤子只是被扒至膝盖处，想必成年人都能想明白，如此别扭的体位，表明凶手压根就没想过与受害人发生关系。
“但性侵行为为什么自案件五出现了呢？先前我们认定凶手患有性功能间歇性生理障碍症，其实这一解释从病理角度来说显得很牵强，许多此类病例显示，尽管得到了很充分的治疗，病患的性功能也很难发生由极弱到恒强的转变。那么自案件五发生转折的关键是什么呢？是受害人的年龄因素，是那个年龄段的幼女让他心里感觉舒适！我必须承认，在这一点上，我先前也做过错误的判断，从而忽略了很重要的行为证据。接下来，就重点说一说案件五，因为在整个系列案件中，这一案件对侧写凶手的犯罪心理和背景信息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虽然先前我提到过很多次，但现在还是有必要重复一下。一方面，从案情上看，凶手必须充分掌握供电局内部以及受害人家属的作息时间，才能够把握好作案时机；另一方面，在先前的犯罪地理侧写分析会上，已经向各位阐明供电局这一区域在整个作案方位中的重要地位。两方面综合起来，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各位，凶手就居住在供电局周边。
“再者：在案件五中，除了首次出现奸尸行为外，凶手其实还有两个特别的动作，那就是他在整个系列案件中唯一一次变换了杀人手法，以及对尸体做了隐藏。
“就这个话题，我们先从杀人手法上来分析一下凶手的外在和个性特征：本案中，凶手大多采用闪电式刺割受害人颈部的杀人手法，其目的简单明了，就是在作案的第一时间，让受害人丧失抵抗和求救能力。这表明凶手对自己的能力没有足够的信心。这可能是源于身材矮小或者患有残障，比如连环杀人奸尸狂徒董文语；或者是言辞木讷，缺乏诱骗能力，比如制造青少年连环失踪案的张永明；又或者是因为挫败经历的积累，比如小径杀手杨树明。总之，我认为本案凶手三者皆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案件五中，当凶手面对年幼无知便于掌控和欺骗的小女孩时，会改变杀人手法。
“至于在作案后将小女孩藏到衣柜中的举动，很明显是内疚甚至羞愧心理所促成的，但为什么此种情绪只出现在案件五中呢？答案和上面提到的出现奸尸的原因一样，是因为受害人的年龄因素。可是，因为受害人是小女孩，凶手便产生了奸尸的欲望，也因此产生了愧疚心理，这二者之间不矛盾吗？
“确实，从表面上看好似不合情理，不过在解释之前我要先说说犯罪行为中的另一个矛盾点。各位都清楚，本案中凶手皆采取‘入室作案’的方式，这明显是一个高风险的选择，可凶手为何如此执着呢？应该有两点原因：一是现实环境中，凶手其实是没有独自一人居住的房子的，无法对目标进行拘禁；另一点，在潜意识中，凶手很想与受害人建立某种亲密关系。矛盾之处就在于这后一点，既然凶手想亲近受害人，又为何以如此残忍的手段去摧毁她们呢？
“总结以上矛盾点，再结合整个案情，便可以发现犯罪行为有这样的特征：凶手极度痛恨女性，却又幻想拥有女性；极度厌恶女性身体，却又忍不住奸淫女性尸体。只是他痛恨和厌恶的是女性叛逆复杂的成年时期，对思想简单、心灵纯净的幼女是有着相当的好感并会被激发性欲的。这是不是说凶手其实是有愤怒对象的呢？年轻女性和幼年的女童其实是这一对象的综合体，他作案的真正目的，便是幻想通过摧毁具有负面行为的前者，来换取乖巧单纯的后者。那么，由此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凶手的愤怒焦点就是他‘当时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
“好吧，至此，相信我又为各位带来了新的疑问，既然凶手作案是想找回他单纯时期的女儿，又怎么会做出奸淫这样的举动呢？还有为什么在后面的案子里，面对他厌恶的成年女性，他也会产生性欲呢？解答这两个疑问，我要承认一点，凶手那时的确有相当程度的性压抑，但奸尸的重点不在于此，它其实映射的是一种在冲动之下企图强烈‘占有’的心理。也因此，平静下来后，凶手猛然发现自己对小女儿的替代品做了乱伦的举动，才会产生把小女孩塞进衣柜这种表现羞愧心理的行为。可是他突然发现，他掌握了一种更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摧毁和占有的方式，于是在随后的案子中，奸尸便成为标记行为中不可缺少的环节，甚至要比先前以利器毁尸的地位更加重要……”
一鼓作气长篇论述过后，韩印略做停顿，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会儿，也给其他人消化一下信息的机会。须臾之后，他继续道：
“综合以上以及先前的所有分析，下面我为各位总结一下，凶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本地人，身材瘦小，面容和蔼，个性自卑，有一定程度的文化修养，反映到生活中，会给人沉稳、低调、不善言辞、彬彬有礼等富有欺骗性的印象。这虽然能让他迅速从杀人恶魔的身份中抽离出来，但极具暴力性的人格障碍仍会使他在现实中不时显露出反常的举动，比如喜好刀具和玩火，伤害小动物，以及可能被某件事情激怒之后突然大发脾气，等等。
“上面说了，凶手的愤怒对象是他的女儿，可以想象一定是因为女儿犯下了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不可饶恕的过错，比如因情感问题忤逆父母的意愿跟人私奔了，或者犯罪入狱了，或者生活糜烂，又或者染上吸毒的毛病……而这个过错，致使他平静的生活发生严重的负面转折，从而刺激他不断地去摧毁那个时期的女儿，以寻求生活原有的平衡和控制感。那么首起作案，也就是1988年时，女儿的年龄应在进入青春叛逆期之后，相应地，凶手当时的年龄至少四十岁，至今应该六七十岁，同时也表明他有家庭，与家人同住，但可能是单身父亲，或者妻子身染重病，等等。
“凶手住在供电局周边，熟悉供电局内部环境和信息，因此我认为住在家属楼的供电局职工的家属应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同时我认为在作案初始阶段，凶手有稳定的工作，单位应该隶属于冶矿公司系统，他工作成就不大，时间上可能是三班倒。
“关于工作问题，我还要深入地讲讲。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刚刚我所讲的稳定工作，是处于凶手的初始作案阶段，这个阶段大致在1998年年底之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998年对中国工人来说，是极为敏感和多波折的一年，尤其对于冶矿这座以有色冶炼为支柱产业的重工业城市，它的影响力甚至可以用震撼性来形容。就在这一年，全国范围内下岗工人开始大量涌现，而且以煤炭、化工、有色金属等企业的产业工人为主，可以想象，当时已超过政策规定年龄的凶手，是无法逃脱下岗命运的。
的中心内容：
“首先，就如我开场白说的，从一开始我们就错了。我认为本次系列案件并非如先前认定的是以‘性’为主导的性变态强奸案，它真正的犯罪动机实质上来自‘愤怒’，而愤怒的根源是生活平衡感的缺失，也就是说本案是一起‘以毁尸与性侵作为手段，以寻求控制感作为动机’的系列犯罪。
“案情各位都很清楚，应该知道在案件五之前，凶手和受害人始终未有生殖器的接触，那么这真的是源于生理障碍吗？我觉得不是！我认为那是一种不屑和鄙视！这一点在案件三和案件四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案件三的现场环境，可以让凶手很清楚地判断出受害人是独自居住，他有充分的时间去做更多的事，他也确实做了。他唯一一次将受害人衣服全部剥掉，就是这件案子；他开始切割受害者器官组织作为纪念物带离现场，但就是没有奸尸的举动。而案件四有这样一个细节——受害者裤子只是被扒至膝盖处，想必成年人都能想明白，如此别扭的体位，表明凶手压根就没想过与受害人发生关系。
“但性侵行为为什么自案件五出现了呢？先前我们认定凶手患有性功能间歇性生理障碍症，其实这一解释从病理角度来说显得很牵强，许多此类病例显示，尽管得到了很充分的治疗，病患的性功能也很难发生由极弱到恒强的转变。那么自案件五发生转折的关键是什么呢？是受害人的年龄因素，是那个年龄段的幼女让他心里感觉舒适！我必须承认，在这一点上，我先前也做过错误的判断，从而忽略了很重要的行为证据。接下来，就重点说一说案件五，因为在整个系列案件中，这一案件对侧写凶手的犯罪心理和背景信息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虽然先前我提到过很多次，但现在还是有必要重复一下。一方面，从案情上看，凶手必须充分掌握供电局内部以及受害人家属的作息时间，才能够把握好作案时机；另一方面，在先前的犯罪地理侧写分析会上，已经向各位阐明供电局这一区域在整个作案方位中的重要地位。两方面综合起来，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各位，凶手就居住在供电局周边。
“再者：在案件五中，除了首次出现奸尸行为外，凶手其实还有两个特别的动作，那就是他在整个系列案件中唯一一次变换了杀人手法，以及对尸体做了隐藏。
“就这个话题，我们先从杀人手法上来分析一下凶手的外在和个性特征：本案中，凶手大多采用闪电式刺割受害人颈部的杀人手法，其目的简单明了，就是在作案的第一时间，让受害人丧失抵抗和求救能力。这表明凶手对自己的能力没有足够的信心。这可能是源于身材矮小或者患有残障，比如连环杀人奸尸狂徒董文语；或者是言辞木讷，缺乏诱骗能力，比如制造青少年连环失踪案的张永明；又或者是因为挫败经历的积累，比如小径杀手杨树明。总之，我认为本案凶手三者皆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案件五中，当凶手面对年幼无知便于掌控和欺骗的小女孩时，会改变杀人手法。
“至于在作案后将小女孩藏到衣柜中的举动，很明显是内疚甚至羞愧心理所促成的，但为什么此种情绪只出现在案件五中呢？答案和上面提到的出现奸尸的原因一样，是因为受害人的年龄因素。可是，因为受害人是小女孩，凶手便产生了奸尸的欲望，也因此产生了愧疚心理，这二者之间不矛盾吗？
“确实，从表面上看好似不合情理，不过在解释之前我要先说说犯罪行为中的另一个矛盾点。各位都清楚，本案中凶手皆采取‘入室作案’的方式，这明显是一个高风险的选择，可凶手为何如此执着呢？应该有两点原因：一是现实环境中，凶手其实是没有独自一人居住的房子的，无法对目标进行拘禁；另一点，在潜意识中，凶手很想与受害人建立某种亲密关系。矛盾之处就在于这后一点，既然凶手想亲近受害人，又为何以如此残忍的手段去摧毁她们呢？
“总结以上矛盾点，再结合整个案情，便可以发现犯罪行为有这样的特征：凶手极度痛恨女性，却又幻想拥有女性；极度厌恶女性身体，却又忍不住奸淫女性尸体。只是他痛恨和厌恶的是女性叛逆复杂的成年时期，对思想简单、心灵纯净的幼女是有着相当的好感并会被激发性欲的。这是不是说凶手其实是有愤怒对象的呢？年轻女性和幼年的女童其实是这一对象的综合体，他作案的真正目的，便是幻想通过摧毁具有负面行为的前者，来换取乖巧单纯的后者。那么，由此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凶手的愤怒焦点就是他‘当时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
“好吧，至此，相信我又为各位带来了新的疑问，既然凶手作案是想找回他单纯时期的女儿，又怎么会做出奸淫这样的举动呢？还有为什么在后面的案子里，面对他厌恶的成年女性，他也会产生性欲呢？解答这两个疑问，我要承认一点，凶手那时的确有相当程度的性压抑，但奸尸的重点不在于此，它其实映射的是一种在冲动之下企图强烈‘占有’的心理。也因此，平静下来后，凶手猛然发现自己对小女儿的替代品做了乱伦的举动，才会产生把小女孩塞进衣柜这种表现羞愧心理的行为。可是他突然发现，他掌握了一种更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摧毁和占有的方式，于是在随后的案子中，奸尸便成为标记行为中不可缺少的环节，甚至要比先前以利器毁尸的地位更加重要……”
一鼓作气长篇论述过后，韩印略做停顿，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会儿，也给其他人消化一下信息的机会。须臾之后，他继续道：
“综合以上以及先前的所有分析，下面我为各位总结一下，凶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本地人，身材瘦小，面容和蔼，个性自卑，有一定程度的文化修养，反映到生活中，会给人沉稳、低调、不善言辞、彬彬有礼等富有欺骗性的印象。这虽然能让他迅速从杀人恶魔的身份中抽离出来，但极具暴力性的人格障碍仍会使他在现实中不时显露出反常的举动，比如喜好刀具和玩火，伤害小动物，以及可能被某件事情激怒之后突然大发脾气，等等。
“上面说了，凶手的愤怒对象是他的女儿，可以想象一定是因为女儿犯下了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不可饶恕的过错，比如因情感问题忤逆父母的意愿跟人私奔了，或者犯罪入狱了，或者生活糜烂，又或者染上吸毒的毛病……而这个过错，致使他平静的生活发生严重的负面转折，从而刺激他不断地去摧毁那个时期的女儿，以寻求生活原有的平衡和控制感。那么首起作案，也就是1988年时，女儿的年龄应在进入青春叛逆期之后，相应地，凶手当时的年龄至少四十岁，至今应该六七十岁，同时也表明他有家庭，与家人同住，但可能是单身父亲，或者妻子身染重病，等等。
“凶手住在供电局周边，熟悉供电局内部环境和信息，因此我认为住在家属楼的供电局职工的家属应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同时我认为在作案初始阶段，凶手有稳定的工作，单位应该隶属于冶矿公司系统，他工作成就不大，时间上可能是三班倒。
“关于工作问题，我还要深入地讲讲。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刚刚我所讲的稳定工作，是处于凶手的初始作案阶段，这个阶段大致在1998年年底之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998年对中国工人来说，是极为敏感和多波折的一年，尤其对于冶矿这座以有色冶炼为支柱产业的重工业城市，它的影响力甚至可以用震撼性来形容。就在这一年，全国范围内下岗工人开始大量涌现，而且以煤炭、化工、有色金属等企业的产业工人为主，可以想象，当时已超过政策规定年龄的凶手，是无法逃脱下岗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