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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
作者：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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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张宏杰的历史作品为什么好看
张越
看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是因一个做纪录片的朋友的推荐，说写得特别好。一开始我还犯嘀咕，因为我怕又遇到那种“扒粪坑”式的，专写阴谋、权术、情色的所谓“史书”，结果翻开这本书，整个阅读过程特别愉快。于是我开始向周围的人推荐，当推荐给白岩松时，小白说他已经买了好几本送人了。看来没有宣传炒作，好书也能不胫而走。确实，《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的许多章节令我印象特别深，比如写封建主流文化的朱元璋、暴民文化的张献忠、清官文化的海瑞……
以前，我看过的中国人写的历史书大多可分为两类。一是所谓“严肃的”，相当学术化，无个性、无情感、无生命力，揪住一个小题目、小角度、小分歧不放，自己跟自己掉书袋、绕脖子，与读者没太大关系；一是所谓“通俗的”，相当“野狐禅”，特爱讲政治阴谋、宫廷秽闻，成全中国人民崇尚“厚黑”的阴暗心理。极少数历史书属于第三类，既有学术研究又有不腐朽的价值观支撑，还有温暖的人性关照和有个性的表达。张宏杰的书就属于这一类，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到《坐天下》，于我们有趣、有益、有关。
第一，有趣。我原本是非常不爱看历史书的，不喜欢的原因之一是很多历史书无趣，当然它可能有它的学术价值，但是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希望它是有趣的。我看过一份语言学的研究报告，将某学术杂志上刊登的七八篇完全不同门类的论文的第一自然段列出来，我一看吓一跳，完全像一个人写的，毫无个性。而且我们往往形成了这样的习惯：如果你使用个性化的语言，使用有情感的语言，大家就会觉得你写得非常的“野”，上不了台盘。慢慢地，大家都用一种很刻板的语言来写历史，写得就像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让人觉得无趣。我对张宏杰的书有兴趣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有趣的。张宏杰做到了自己说的那点：历史根本无须戏说，也可以让人读得津津有味。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者，所以没有完全被学术的条条框框所束缚，才有了具有生命力的表现方式。
第二，有益。我不喜欢看中国很多历史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益处。如果说无趣，其实很多文章是有趣的，包括很多电视剧、电影，你不能说它无趣，但是，它无益，这是特别糟糕的一件事。我觉得很多作品的价值观特别不好。
我们中国历史的写作，尤其是在老百姓间流传的这部分作品，从中我们看到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老祖宗就会干两种事：一是上床搞女人，二是下床搞政治；男的都想当皇帝，女人都想嫁给皇帝；男人活着为了争权，女人活着为了争宠。我看了以后，觉得这样的祖宗特别不争气，我特别不喜欢他们，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后来我慢慢地长大了，弄明白了一件事：不一定是我们的祖宗不争气，而是我们用现在的价值观去解读他们了，或者说是用我们的心去度古人的腹，而事实未必是这样。我们的祖宗未必活得像我们一样单调。
我们经常说，要向国外输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我们能给别人看什么呢？给外国人看什么，看大片？你以为人家那么爱看丝绸，爱看在屋顶上打架啊？现在中国的电影大片里不是权力崇拜，就是金钱崇拜、暴力崇拜，没有独特而又有益的价值观输出。而我觉得张宏杰的书不错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的价值观是健康的。
第三，有关。我们的文化不太关心灵魂，只关心现世规矩。现在有人提倡国学，提倡读孔子。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一句话，就把彼岸踢出中国人的视野了。后世子孙沿着这条路不断地实用化、庸俗化。这样的文化传统，连灵魂都不管，又怎么能温暖人心？这种文化看不见真的自己，也看不见周围的活人，只看得见权力、势力。不关人心的创作，最后会变成离人比较远的东西。而张宏杰的书我觉得“有关”，它的有关不是非要借古讽今什么的，而是有对人性的关照。它既关照了古人，也关照了我们；既关照了皇帝，也关照了普通百姓。因为人就是人，都是一样的，人性就是那样的，它关照了我们，我们就觉得有关，就觉得它好读。
这就是我看张宏杰作品的几点感受：有趣、有益、有关。
序二
四百零八位皇帝的九种命运
□王学泰
中国自从有皇帝起，到末代皇帝宣统，总共有408位，张宏杰只选了其中几位来写。这几位大抵都是心理上有些问题的。如果他们生活在现代，都是需要看心理医生的，但在中国古代，他们都是高居九五之尊、一言而为天下法的皇帝，因此他们不仅给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自己的一生也是不幸的。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权力过于巨大，是造成中国皇帝不幸的根本原因”。一般的皇帝尚且如此，更何况心理有问题的皇帝呢？对于这些，前人写到皇帝时很少涉及，因为我们的传统，就如庄子所说，是“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张宏杰打破了这一点。
比如，前人描写和评论光绪皇帝，都是着重他的不幸和慈禧太后的专横，很少有人探索这位皇帝的心理。当时的群臣被简单地分为“帝党”与“后党”，“帝党”主张变法改革，“后党”顽固保守，光绪与慈禧的冲突被简化为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其实光绪四岁进宫，慈禧太后对他寄托了很大希望，而光绪性格内向，胆小、暴躁、偏执、骄纵，而又缺少办事能力。慈禧的希望逐渐落空，从失望到最终绝望。又因为康有为一班人操作不当，最终导致“戊戌政变”。作者认为，光绪的心理问题与清代的帝王教育有关。清代的帝王教育方式是适合实施于强者的，天生弱质的光绪根本无法承受这种教育之重，他被压垮了。
在对这些皇帝的描写上，作者的分析是有趣的。例如他写西汉末年篡位的王莽。王莽的本意是要做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完人，结果一不小心成了人人得以诛之的乱臣贼子。是为了“挺身拯救这些可爱的人民”呢，还是被至高的权力和巨大的利益所诱惑呢，最后恐怕王莽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从心理的迷宫转入历史的迷宫，张宏杰写明太祖朱元璋，就是一篇“心理咨询记录”。朱元璋想通过大批量杀人达到“天下大治”，后来他发现“杀人也没法治，总不能把天下人都杀光吧，所以请先生来给看看”。作者坦然以心理医生的身份说“此患者疑似伴有情感焦虑的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并有攻击性施虐倾向”，然后根据《英国克氏医学全书》对朱元璋“偏执型人格障碍”、“攻击性施虐倾向”和“心理病态”做了分析。你可以不同意作者这些独出心裁的描写和议论，但细读下来不会对你没有一点启发。中国皇帝制度太久远了，并已深入人心，因此多方面考察与研究皇帝很有必要。
很久以来，国人有个皇帝情结，迟迟不能完全消退。这反映了人性对权力的渴望——社会上存在权利不平等，人性中想要追求最高权力的渴望就不可遏制。这如同排队按顺序上车一样，这种排队制度建立不起来，就不能制止许多人在上车时争抢。中国的皇帝大约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因为从理论上讲，他兼有四大权力：一是政权。皇帝是国家的首领，他对全国的土地和人拥有无限权力。《诗经·北山》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人的胆子超过了古人，有个小土皇帝竟敢说他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古人只敢承认自己是奉天管民的。二是神权。所谓“君权神授”，皇帝是天子，是“天”在人间唯一的代表，代表“天”统治人们。《尚书·盘庚》中明确地说：“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意为：你们的命是我从老天那里讨来的，我不是威吓你们，你们是要靠我养活的。）三是父权。古代是宗法制，周代天子是宗子，代表血统，管理本族人民，所以老百姓不仅是“臣民”，而且是“子民”。后世人民构成日益复杂，天子统治尚有先秦遗意。四是道统，即掌握所谓的真理权或话语权。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个“教”不是佛教、道教，而是教育的“教”。所以我觉得皇帝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张宏杰以皇帝为切入点，这个想法非常不错，这本书既有关于皇帝具体生活场景和心灵的描绘，也有其所依托的文化背景的分析，是很值得关心中国历史进程的人们一读的。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在中国传统历史上，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都是皇帝一家人的奴隶；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家的利益为核心。“皇帝”对于传统中国的重要性，从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得更清楚。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历史记录，归纳起来只记载了两件事：夺取皇位和保护皇位。
序章
皇帝：最不幸的人
一
古往今来，没有比中国皇帝更巨大、更崇高、更煊赫的存在了。这种“动物”也不过一人来高，百十来斤，但是他比其他千百万人的总和还要有分量。他稍稍动一动手指头，半个地球都地动山摇。
在中华帝国的中央，人们穷尽物力，建筑了由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屋组成的宫殿供他居住。
数千名最迷人的处女，被精心挑选出来，囚禁在帝王之城中，供他一个人享用。
数万名健康男人被割去生殖器，成为不男不女的怪物，以服侍他吃喝拉撒睡。
他吞噬的财富，抵得上半个帝国的产出。从日本到帕米尔高原，从东南亚到东北亚，数十个国家的国王每年恭恭敬敬地向他进贡本国最珍贵的物产。在帝国之内，设有数百处工场，几十万人专门为他一家生产瓷器、马桶和唾壶。想一想《红楼梦》中那个奢华到极致的大观园的主人，他的身份不过是皇帝的一个家奴，是皇帝派驻一个皇家衣料工场的监工，由此就可以想象皇帝的日常享受是怎样的了。
中国皇帝制度设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贯穿着这样一个核心理念：要把皇帝的每一种享受都推向极端，竭尽一切想象力去繁复、夸张和浪费，直至无以复加、毫无必要、令人厌倦。
以吃饭为例，皇帝的味蕾牵动着天下各省封疆大吏的神经。皇帝饭碗中的主食来自各省的以下贡品：东北的黏高粱米粉子、散高粱米粉子、稗子米、铃铛麦，山西的飞罗白面，陕西的薏仁米、紫麦、玉麦，山东的恩面、博粉，广西的葛仙米，河南的玉麦面，兰州、西安的挂面……这些粮食都是水土最佳之处出产，比如在北京一地，够格入选的仅有玉泉山、丰泽园、汤泉三处的黄、白、紫三色老米。
凡是天下最好的美味，都由皇帝垄断。鲥鱼春季溯江而上，每年的第一网只有皇帝有权品尝。鱼打捞上来后，用冰船和快马，由水陆两路运往北京。镇江到北京约三千里路，内务府限定二十二个时辰（44小时）送到。为争取时间，送鱼专使在途中不许休息，马死人亡之事时有发生。
这种食不厌精的做法尚基于普通的人性。除此之外，更多的是刻意的浪费。众所周知，皇帝身上只有一个胃，并且通常并不比普通人大。但是，皇帝一个人每餐的饭菜要数十样、上百样，摆满六张桌子。清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最简朴的朝代，宫中规定，皇帝一人每天消耗食品原料的定额是六百斤：盘肉二十二斤，汤肉五斤，猪肉十斤，羊两只，鸡五只（其中当年鸡三只），鸭三只，白菜、菠菜、芹菜、韭菜等蔬菜十九斤，萝卜（各种）六十个，葱六斤，玉泉酒四两，青酱三斤，醋二斤，以及米、面、香油、奶酒、酥油、蜂蜜、白糖、芝麻、核桃仁、黑枣等数量不等。此外，还要每天专门给皇帝一个人提供牛奶一百二十斤，茶叶十五斤……
为了给皇家生产衣料，清代专门在三座城市设立了规模巨大的工场。为储存皇帝的衣服，专门建有数间殿宇作为御用衣服库。为管理这些服装，专门成立了拥有数十名办事人员的尚衣监。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他那实际上已经是大大没落了的帝王生活时说：“衣服则是大量地做而不穿。”“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据他后来翻检档案，发现仅仅一个月内，内务府就为他做了四十九件衣服。这些衣服，当然绝大部分都永远白白地贮存库内，从来没有机会上皇帝的身。
说到行，一旦皇帝要巡视他的国土，那么整个国家都要为之翻天覆地。隋炀帝江南之旅的奢华不是帝王的常例，那么我们就还是以素称简朴的清代帝王为例吧。虽然传统时代交通极为落后，臣民出行极为困难，但是皇帝的手指每一次在地图上指出一个新的目的地，那么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帝国版图上就会出现一条崭新的大道，长达数百或者数千公里的。这条大道宽达十米，尽量笔直，碾压得“如同打谷场一般光滑”。这条道路仅为皇帝一个人通行，不准任何人经过。皇帝出行时，这条道上洒上净水，一尘不染。
乾隆皇帝的一次出巡中，内务府官员记载道，为了供应皇帝路上的饮食，他们提前把一千只选好的羊、三百头特选的牛，以及七十五头专用的奶牛带上车，沿途供皇帝御用。在数千里的出巡路上，皇帝只喝四眼泉里汲出来的水：北京的玉泉山泉、济南的珍珠泉、镇江的金山泉、杭州的虎跑泉。为了给皇帝运送泉水，专门成立了一支庞大的车队。在炎热的夏季，几十万公斤冰块被从北京提前运送到路上，以备皇帝口渴时能吃上冰镇的西瓜……
为了防止皇帝在回去的路上因为重复的风景而感到厌烦，“归途还必须另修一条道路”。
二
这种铺张和浪费的毫无必要，通过以下事实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排场浩大，规矩太多，这些享受对皇帝来讲已经演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折磨，因而被皇帝弃而不用，相当程度上成为摆设。
比方说，浩大的紫禁城由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屋组成，大部分清代皇帝无法忍受其过于压抑、沉重的气氛，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选择住在更自然的圆明园和更朴素的避暑山庄，只有到了冬天才无可奈何地回到这里。
至于每顿饭摆在皇帝面前的数十道菜，它们的口味和形式更是让皇帝厌烦。溥仪说：“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多数皇帝都在御膳房外设有小食堂，外请名厨做更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那六张桌子四十八种饭菜，只不过像神前的供品一样，摆过了就扔掉。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时间既久，于是摆在皇帝面前的饭菜真的变成了供品，因为它们端上来时，多数已经凉得不能食用了。
然而，如此劳民伤财、浪费巨大的形式主义的做法，却绝对不能省略，因为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天下之本”的大事。
传统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社会。“形式主义”正是中国精神的精髓。
中国实在是过于庞大了。这样巨大的国家出现得如此之早，人类还来不及发明有效统治它的“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复杂的近代管理手段。因此，中国历代帝王统治这个国家的办法是删繁就简，举重若轻。他对社会实行一元化管理，所有事情都一刀切，使社会整齐划一、简单明了，使高高在上的皇帝一目了然，神清气爽。正像黄仁宇先生所说：“如《周礼》所谓‘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先造一个完善的理想的几何图案或数学公式，向真人实地上笼罩过去，尽量使原始的与自然的参差不齐，勉强符合此理想之完美。如实际上不能贯彻，则通融将就，纵容在下端打折扣，总不放弃原有理想上之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传统中国的历史，就像一场大的行为艺术表演。
传统中国处理千头万绪的社会关系，只用十二个字，即所谓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的“三纲”，其实是“一纲”，即“人生而不平等，每个人都要安分守己”。在传统中国里，每一个人生下来，身上都系着一个无形的标签，叫做“名分”。遵守名分，是人生守则中的第一款。用李斯的那个著名寓言来比方，生在仓里的老鼠注定会一生吃白米，而生在厕所里的老鼠注定一生吃手纸。教育并强制老鼠们各安其位，使厕所里的老鼠不敢动搬到仓里住的念头，这就是“三纲”的作用。
在“三纲”精神的指导下，传统社会建立起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处于不平等的状态，每一层人的权利都是单向的，对上绝对顺从，对下绝对权威，或者说向上是奴才主义，向下是专制主义。正如戴震所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即上级、长者批评下级和后辈，即使批评得不对，也是对的；下级、后辈如果反驳，即使有理，也是错的。通过这种环环相扣的关系，每个人都被等级秩序牢牢锁定，动弹不得。正像鲁迅所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供）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僚臣仆，仆臣台。’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吗？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这样，才能把社会牢牢捆缚在天生的血缘秩序上，限制人们的自由发展欲望，以确保天下的稳定。
为了强化等级原则，皇帝们制定了一整套异常严格烦琐的“礼制”，各个级别的人，穿衣服的料子、出行工具的规格、住房的面积以及装修风格都有严格的规定，丝毫不得僭越。比如明太祖朱元璋时就明文规定：公侯级别的人，宅第主宅可以七间、九架；一品、二品，即现部长级，可以五间、九架；司长级，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即现处长和科长级，三间、七架；普通百姓的房子，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这种礼制的规定无所不包，甚至老百姓在生活细节上也必须遵守皇帝的明确规定。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皇帝规定：公侯、一品、二品的官员，喝酒时可以用金子做的酒壶；三品至五品，只能用银子做的酒壶；没有级别的普通百姓，只能用锡酒壶。
与此相配套的，是关于各阶层的人相互交往以及举行各种仪式的礼仪。《大明礼制》对不同品级之间官员见面时的礼仪做了具体详尽的规定：谁应穿戴什么样的服装在哪里下轿、双方行什么礼、几跪几叩、答不答礼、坐在哪里、座位朝向什么方位、何时上茶、何时饮茶……都规定得清清楚楚。那些关于祭祀、朝仪的典礼，规定得更是琐碎周密得无以复加。比如皇帝出门打个猎，在什么时辰出发、身边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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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
作者：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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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越
看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是因一个做纪录片的朋友的推荐，说写得特别好。一开始我还犯嘀咕，因为我怕又遇到那种“扒粪坑”式的，专写阴谋、权术、情色的所谓“史书”，结果翻开这本书，整个阅读过程特别愉快。于是我开始向周围的人推荐，当推荐给白岩松时，小白说他已经买了好几本送人了。看来没有宣传炒作，好书也能不胫而走。确实，《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的许多章节令我印象特别深，比如写封建主流文化的朱元璋、暴民文化的张献忠、清官文化的海瑞……
以前，我看过的中国人写的历史书大多可分为两类。一是所谓“严肃的”，相当学术化，无个性、无情感、无生命力，揪住一个小题目、小角度、小分歧不放，自己跟自己掉书袋、绕脖子，与读者没太大关系；一是所谓“通俗的”，相当“野狐禅”，特爱讲政治阴谋、宫廷秽闻，成全中国人民崇尚“厚黑”的阴暗心理。极少数历史书属于第三类，既有学术研究又有不腐朽的价值观支撑，还有温暖的人性关照和有个性的表达。张宏杰的书就属于这一类，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到《坐天下》，于我们有趣、有益、有关。
第一，有趣。我原本是非常不爱看历史书的，不喜欢的原因之一是很多历史书无趣，当然它可能有它的学术价值，但是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希望它是有趣的。我看过一份语言学的研究报告，将某学术杂志上刊登的七八篇完全不同门类的论文的第一自然段列出来，我一看吓一跳，完全像一个人写的，毫无个性。而且我们往往形成了这样的习惯：如果你使用个性化的语言，使用有情感的语言，大家就会觉得你写得非常的“野”，上不了台盘。慢慢地，大家都用一种很刻板的语言来写历史，写得就像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让人觉得无趣。我对张宏杰的书有兴趣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有趣的。张宏杰做到了自己说的那点：历史根本无须戏说，也可以让人读得津津有味。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者，所以没有完全被学术的条条框框所束缚，才有了具有生命力的表现方式。
第二，有益。我不喜欢看中国很多历史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益处。如果说无趣，其实很多文章是有趣的，包括很多电视剧、电影，你不能说它无趣，但是，它无益，这是特别糟糕的一件事。我觉得很多作品的价值观特别不好。
我们中国历史的写作，尤其是在老百姓间流传的这部分作品，从中我们看到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老祖宗就会干两种事：一是上床搞女人，二是下床搞政治；男的都想当皇帝，女人都想嫁给皇帝；男人活着为了争权，女人活着为了争宠。我看了以后，觉得这样的祖宗特别不争气，我特别不喜欢他们，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后来我慢慢地长大了，弄明白了一件事：不一定是我们的祖宗不争气，而是我们用现在的价值观去解读他们了，或者说是用我们的心去度古人的腹，而事实未必是这样。我们的祖宗未必活得像我们一样单调。
我们经常说，要向国外输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我们能给别人看什么呢？给外国人看什么，看大片？你以为人家那么爱看丝绸，爱看在屋顶上打架啊？现在中国的电影大片里不是权力崇拜，就是金钱崇拜、暴力崇拜，没有独特而又有益的价值观输出。而我觉得张宏杰的书不错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的价值观是健康的。
第三，有关。我们的文化不太关心灵魂，只关心现世规矩。现在有人提倡国学，提倡读孔子。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一句话，就把彼岸踢出中国人的视野了。后世子孙沿着这条路不断地实用化、庸俗化。这样的文化传统，连灵魂都不管，又怎么能温暖人心？这种文化看不见真的自己，也看不见周围的活人，只看得见权力、势力。不关人心的创作，最后会变成离人比较远的东西。而张宏杰的书我觉得“有关”，它的有关不是非要借古讽今什么的，而是有对人性的关照。它既关照了古人，也关照了我们；既关照了皇帝，也关照了普通百姓。因为人就是人，都是一样的，人性就是那样的，它关照了我们，我们就觉得有关，就觉得它好读。
这就是我看张宏杰作品的几点感受：有趣、有益、有关。
序二
四百零八位皇帝的九种命运
□王学泰
中国自从有皇帝起，到末代皇帝宣统，总共有408位，张宏杰只选了其中几位来写。这几位大抵都是心理上有些问题的。如果他们生活在现代，都是需要看心理医生的，但在中国古代，他们都是高居九五之尊、一言而为天下法的皇帝，因此他们不仅给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自己的一生也是不幸的。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权力过于巨大，是造成中国皇帝不幸的根本原因”。一般的皇帝尚且如此，更何况心理有问题的皇帝呢？对于这些，前人写到皇帝时很少涉及，因为我们的传统，就如庄子所说，是“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张宏杰打破了这一点。
比如，前人描写和评论光绪皇帝，都是着重他的不幸和慈禧太后的专横，很少有人探索这位皇帝的心理。当时的群臣被简单地分为“帝党”与“后党”，“帝党”主张变法改革，“后党”顽固保守，光绪与慈禧的冲突被简化为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其实光绪四岁进宫，慈禧太后对他寄托了很大希望，而光绪性格内向，胆小、暴躁、偏执、骄纵，而又缺少办事能力。慈禧的希望逐渐落空，从失望到最终绝望。又因为康有为一班人操作不当，最终导致“戊戌政变”。作者认为，光绪的心理问题与清代的帝王教育有关。清代的帝王教育方式是适合实施于强者的，天生弱质的光绪根本无法承受这种教育之重，他被压垮了。
在对这些皇帝的描写上，作者的分析是有趣的。例如他写西汉末年篡位的王莽。王莽的本意是要做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完人，结果一不小心成了人人得以诛之的乱臣贼子。是为了“挺身拯救这些可爱的人民”呢，还是被至高的权力和巨大的利益所诱惑呢，最后恐怕王莽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从心理的迷宫转入历史的迷宫，张宏杰写明太祖朱元璋，就是一篇“心理咨询记录”。朱元璋想通过大批量杀人达到“天下大治”，后来他发现“杀人也没法治，总不能把天下人都杀光吧，所以请先生来给看看”。作者坦然以心理医生的身份说“此患者疑似伴有情感焦虑的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并有攻击性施虐倾向”，然后根据《英国克氏医学全书》对朱元璋“偏执型人格障碍”、“攻击性施虐倾向”和“心理病态”做了分析。你可以不同意作者这些独出心裁的描写和议论，但细读下来不会对你没有一点启发。中国皇帝制度太久远了，并已深入人心，因此多方面考察与研究皇帝很有必要。
很久以来，国人有个皇帝情结，迟迟不能完全消退。这反映了人性对权力的渴望——社会上存在权利不平等，人性中想要追求最高权力的渴望就不可遏制。这如同排队按顺序上车一样，这种排队制度建立不起来，就不能制止许多人在上车时争抢。中国的皇帝大约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因为从理论上讲，他兼有四大权力：一是政权。皇帝是国家的首领，他对全国的土地和人拥有无限权力。《诗经·北山》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人的胆子超过了古人，有个小土皇帝竟敢说他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古人只敢承认自己是奉天管民的。二是神权。所谓“君权神授”，皇帝是天子，是“天”在人间唯一的代表，代表“天”统治人们。《尚书·盘庚》中明确地说：“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意为：你们的命是我从老天那里讨来的，我不是威吓你们，你们是要靠我养活的。）三是父权。古代是宗法制，周代天子是宗子，代表血统，管理本族人民，所以老百姓不仅是“臣民”，而且是“子民”。后世人民构成日益复杂，天子统治尚有先秦遗意。四是道统，即掌握所谓的真理权或话语权。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个“教”不是佛教、道教，而是教育的“教”。所以我觉得皇帝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张宏杰以皇帝为切入点，这个想法非常不错，这本书既有关于皇帝具体生活场景和心灵的描绘，也有其所依托的文化背景的分析，是很值得关心中国历史进程的人们一读的。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在中国传统历史上，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都是皇帝一家人的奴隶；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家的利益为核心。“皇帝”对于传统中国的重要性，从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得更清楚。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历史记录，归纳起来只记载了两件事：夺取皇位和保护皇位。
序章
皇帝：最不幸的人
一
古往今来，没有比中国皇帝更巨大、更崇高、更煊赫的存在了。这种“动物”也不过一人来高，百十来斤，但是他比其他千百万人的总和还要有分量。他稍稍动一动手指头，半个地球都地动山摇。
在中华帝国的中央，人们穷尽物力，建筑了由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屋组成的宫殿供他居住。
数千名最迷人的处女，被精心挑选出来，囚禁在帝王之城中，供他一个人享用。
数万名健康男人被割去生殖器，成为不男不女的怪物，以服侍他吃喝拉撒睡。
他吞噬的财富，抵得上半个帝国的产出。从日本到帕米尔高原，从东南亚到东北亚，数十个国家的国王每年恭恭敬敬地向他进贡本国最珍贵的物产。在帝国之内，设有数百处工场，几十万人专门为他一家生产瓷器、马桶和唾壶。想一想《红楼梦》中那个奢华到极致的大观园的主人，他的身份不过是皇帝的一个家奴，是皇帝派驻一个皇家衣料工场的监工，由此就可以想象皇帝的日常享受是怎样的了。
中国皇帝制度设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贯穿着这样一个核心理念：要把皇帝的每一种享受都推向极端，竭尽一切想象力去繁复、夸张和浪费，直至无以复加、毫无必要、令人厌倦。
以吃饭为例，皇帝的味蕾牵动着天下各省封疆大吏的神经。皇帝饭碗中的主食来自各省的以下贡品：东北的黏高粱米粉子、散高粱米粉子、稗子米、铃铛麦，山西的飞罗白面，陕西的薏仁米、紫麦、玉麦，山东的恩面、博粉，广西的葛仙米，河南的玉麦面，兰州、西安的挂面……这些粮食都是水土最佳之处出产，比如在北京一地，够格入选的仅有玉泉山、丰泽园、汤泉三处的黄、白、紫三色老米。
凡是天下最好的美味，都由皇帝垄断。鲥鱼春季溯江而上，每年的第一网只有皇帝有权品尝。鱼打捞上来后，用冰船和快马，由水陆两路运往北京。镇江到北京约三千里路，内务府限定二十二个时辰（44小时）送到。为争取时间，送鱼专使在途中不许休息，马死人亡之事时有发生。
这种食不厌精的做法尚基于普通的人性。除此之外，更多的是刻意的浪费。众所周知，皇帝身上只有一个胃，并且通常并不比普通人大。但是，皇帝一个人每餐的饭菜要数十样、上百样，摆满六张桌子。清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最简朴的朝代，宫中规定，皇帝一人每天消耗食品原料的定额是六百斤：盘肉二十二斤，汤肉五斤，猪肉十斤，羊两只，鸡五只（其中当年鸡三只），鸭三只，白菜、菠菜、芹菜、韭菜等蔬菜十九斤，萝卜（各种）六十个，葱六斤，玉泉酒四两，青酱三斤，醋二斤，以及米、面、香油、奶酒、酥油、蜂蜜、白糖、芝麻、核桃仁、黑枣等数量不等。此外，还要每天专门给皇帝一个人提供牛奶一百二十斤，茶叶十五斤……
为了给皇家生产衣料，清代专门在三座城市设立了规模巨大的工场。为储存皇帝的衣服，专门建有数间殿宇作为御用衣服库。为管理这些服装，专门成立了拥有数十名办事人员的尚衣监。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他那实际上已经是大大没落了的帝王生活时说：“衣服则是大量地做而不穿。”“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据他后来翻检档案，发现仅仅一个月内，内务府就为他做了四十九件衣服。这些衣服，当然绝大部分都永远白白地贮存库内，从来没有机会上皇帝的身。
说到行，一旦皇帝要巡视他的国土，那么整个国家都要为之翻天覆地。隋炀帝江南之旅的奢华不是帝王的常例，那么我们就还是以素称简朴的清代帝王为例吧。虽然传统时代交通极为落后，臣民出行极为困难，但是皇帝的手指每一次在地图上指出一个新的目的地，那么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帝国版图上就会出现一条崭新的大道，长达数百或者数千公里的。这条大道宽达十米，尽量笔直，碾压得“如同打谷场一般光滑”。这条道路仅为皇帝一个人通行，不准任何人经过。皇帝出行时，这条道上洒上净水，一尘不染。
乾隆皇帝的一次出巡中，内务府官员记载道，为了供应皇帝路上的饮食，他们提前把一千只选好的羊、三百头特选的牛，以及七十五头专用的奶牛带上车，沿途供皇帝御用。在数千里的出巡路上，皇帝只喝四眼泉里汲出来的水：北京的玉泉山泉、济南的珍珠泉、镇江的金山泉、杭州的虎跑泉。为了给皇帝运送泉水，专门成立了一支庞大的车队。在炎热的夏季，几十万公斤冰块被从北京提前运送到路上，以备皇帝口渴时能吃上冰镇的西瓜……
为了防止皇帝在回去的路上因为重复的风景而感到厌烦，“归途还必须另修一条道路”。
二
这种铺张和浪费的毫无必要，通过以下事实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排场浩大，规矩太多，这些享受对皇帝来讲已经演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折磨，因而被皇帝弃而不用，相当程度上成为摆设。
比方说，浩大的紫禁城由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屋组成，大部分清代皇帝无法忍受其过于压抑、沉重的气氛，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选择住在更自然的圆明园和更朴素的避暑山庄，只有到了冬天才无可奈何地回到这里。
至于每顿饭摆在皇帝面前的数十道菜，它们的口味和形式更是让皇帝厌烦。溥仪说：“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多数皇帝都在御膳房外设有小食堂，外请名厨做更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那六张桌子四十八种饭菜，只不过像神前的供品一样，摆过了就扔掉。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时间既久，于是摆在皇帝面前的饭菜真的变成了供品，因为它们端上来时，多数已经凉得不能食用了。
然而，如此劳民伤财、浪费巨大的形式主义的做法，却绝对不能省略，因为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天下之本”的大事。
传统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社会。“形式主义”正是中国精神的精髓。
中国实在是过于庞大了。这样巨大的国家出现得如此之早，人类还来不及发明有效统治它的“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复杂的近代管理手段。因此，中国历代帝王统治这个国家的办法是删繁就简，举重若轻。他对社会实行一元化管理，所有事情都一刀切，使社会整齐划一、简单明了，使高高在上的皇帝一目了然，神清气爽。正像黄仁宇先生所说：“如《周礼》所谓‘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先造一个完善的理想的几何图案或数学公式，向真人实地上笼罩过去，尽量使原始的与自然的参差不齐，勉强符合此理想之完美。如实际上不能贯彻，则通融将就，纵容在下端打折扣，总不放弃原有理想上之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传统中国的历史，就像一场大的行为艺术表演。
传统中国处理千头万绪的社会关系，只用十二个字，即所谓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的“三纲”，其实是“一纲”，即“人生而不平等，每个人都要安分守己”。在传统中国里，每一个人生下来，身上都系着一个无形的标签，叫做“名分”。遵守名分，是人生守则中的第一款。用李斯的那个著名寓言来比方，生在仓里的老鼠注定会一生吃白米，而生在厕所里的老鼠注定一生吃手纸。教育并强制老鼠们各安其位，使厕所里的老鼠不敢动搬到仓里住的念头，这就是“三纲”的作用。
在“三纲”精神的指导下，传统社会建立起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处于不平等的状态，每一层人的权利都是单向的，对上绝对顺从，对下绝对权威，或者说向上是奴才主义，向下是专制主义。正如戴震所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即上级、长者批评下级和后辈，即使批评得不对，也是对的；下级、后辈如果反驳，即使有理，也是错的。通过这种环环相扣的关系，每个人都被等级秩序牢牢锁定，动弹不得。正像鲁迅所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供）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僚臣仆，仆臣台。’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吗？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这样，才能把社会牢牢捆缚在天生的血缘秩序上，限制人们的自由发展欲望，以确保天下的稳定。
为了强化等级原则，皇帝们制定了一整套异常严格烦琐的“礼制”，各个级别的人，穿衣服的料子、出行工具的规格、住房的面积以及装修风格都有严格的规定，丝毫不得僭越。比如明太祖朱元璋时就明文规定：公侯级别的人，宅第主宅可以七间、九架；一品、二品，即现部长级，可以五间、九架；司长级，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即现处长和科长级，三间、七架；普通百姓的房子，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这种礼制的规定无所不包，甚至老百姓在生活细节上也必须遵守皇帝的明确规定。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皇帝规定：公侯、一品、二品的官员，喝酒时可以用金子做的酒壶；三品至五品，只能用银子做的酒壶；没有级别的普通百姓，只能用锡酒壶。
与此相配套的，是关于各阶层的人相互交往以及举行各种仪式的礼仪。《大明礼制》对不同品级之间官员见面时的礼仪做了具体详尽的规定：谁应穿戴什么样的服装在哪里下轿、双方行什么礼、几跪几叩、答不答礼、坐在哪里、座位朝向什么方位、何时上茶、何时饮茶……都规定得清清楚楚。那些关于祭祀、朝仪的典礼，规定得更是琐碎周密得无以复加。比如皇帝出门打个猎，在什么时辰出发、身边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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