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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明说，真话更简单，蘑菇撑起一把伞，伞下面肯定就有阴影，大蘑菇下面有大阴影，小蘑菇下面有小阴影。阴影是黑色的，你说，那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最容易生长的是什么？自然就是腐败，就是犯罪。我负责全省的治安工作，你作为省委书记，如果问我，江南省有没有黑社会？我肯定地回答你，有。你问我，有多少？我告诉你，我说，我不知道。你可能问我为什么不知道。我刚才已经说了，大蘑菇下面有大阴影，小蘑菇下面有小阴影。这些阴影是怎么形成的？是因为上面的那个蘑菇。我说话也许有些人不爱听。我们目前的官员制度，其实和封建社会的差不多，说穿了，也就是官吏制度，官的权力很大，且基本不受约束。吏呢？从属于官，对官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表面上看，我们的官员制度是有约束的，而实际上，约束官员的人，都是吏。吏又怎么可能监督或者约束得了官？所以，只要是官，便可以为所欲为。权力如果受到约束，权力就是一根电线杆，就算电线杆的下面产生阴影，那阴影也非常有限。相反，权力一旦失去了约束，权力就变成了大蘑菇，变成了一把大伞，那下面的阴影有多大，就要看上面那把伞有多大了。许多情况，我不说，大家也都心知肚明。权力的田野里，长出几株毒蘑菇，大概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所有的农民都知道这一点，不过，农民们很小心，他们会在第一时间，把这些毒蘑菇铲除。但我们的权力责任田里，如果长出了毒蘑菇，坦率地说，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很好的处理办法。或者说，我们也许根本就没有想过从根处理。
赵德良说，按你这样说，黑恶势力在我省还非常严重？
滕明说，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但我是这样认为的。各地都有一些利益团体，这些团体，一方面有权力对他们进行保护，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各种违法犯罪手段，获取利益最大化，并以此回报权力。所以说，每个黑恶势力的背后，肯定有一株毒蘑菇，甚至是一个毒蘑菇群。我们治安处我想甚至包括刑侦处，手里有非常多的案卷，这些案子，大多数成为了悬案。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完全按照法律程序办案，这些案子，早就破了。事实上，这些案子，至今悬在那里，有些悬了好几年。我们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基本事实早已经查清楚了，涉及一些什么人，我们也是明白的。可是，我们就是无法执行。为什么无法执行？因为毒蘑菇。
赵德良转向其他人，问道，你们认同这种观点吗？
翁秋水说，这有点太夸张了吧？这岂不是把我们的社会，说得漆黑一团？
雷吾他说，滕处长所说，虽然有点让人难以接受，据我的了解，至少也可以算是部分事实吧。在有些地方，确实如此。我在刑侦部门，可能和滕处长的治安部门感受一样，有些案子，只要涉及这样的黑恶势力，肯定就办不下去，就会成为悬案。有个别案子，遇到我们的公安人员非常正直，冒着各种风险，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结果，水可能落了，石却不一定出来。我们甚至明明知道某些犯罪嫌疑人就在那里，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甚至每隔一段时间，会在电视报纸上露面，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执行。现在的积案悬案为什么居高不下？除了我们办案部门自身的素质以外，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那就是背后的保护伞在起作用。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件案子，我们只要出过现场，基本可以得出一个判断，这件案子，是否与黑恶势力有关。预感很快就会变成现实，涉黑案件，就像一艘破船，你补了这个漏洞，还有另一个漏洞。很多的漏洞，让你补不完。
赵德良转过头，看着杨泰丰说，杨厅长，既然是这么个情况，省厅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杨泰丰说，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厅党组开会的时候，也曾很多次涉及这一话题，也曾向政法委多次反映过，我们下不了这个决心。
赵德良问，下不了这个决心？为什么？
杨泰丰说，刚才几位同志也说了，黑恶势力，肯定不可能单独存在，它一定要依附于权力。权力和黑恶势力，可以说是二位一体。单纯的扫黑，黑恶势力的根基还在，就像那首诗所写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改一下来形容黑恶势力，再贴切不过。黑恶势力就是原上草，只要脚下的土壤还存在，火肯定是烧不尽的。斩草就要除根，根不除，斩草的意义十分有限。
赵德良说，好了，有关这个问题，我已经清楚了。那么下面，大家来谈一谈另一个问题，怎么办？
滕明已经说开了，显然再没有顾忌。他说，这个问题，要说好办也好办，要说难办，也难办。好办，其实各地的黑恶势力，都是在面上的。更多的这类团伙，仗着背后有硬后台，有强靠山，甚至连遮羞布都不要，明火执仗。这类团伙的种种劣迹恶行，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相当一部分黑恶势力的情况，我们是完全掌握的。就算还有些不十分清楚，调查的难度并不大。要说难呢？那也确实难，谁去查？当地公安局？这种黑恶势力的后台，可能就是公安局长的上司，甚至有可能与公安局长关系极为密切或者根本就是公安局长本人。如果是公安局长的上司，公安局长敢查吗？能查吗？他这里刚开始查，一纸调令，把他调开了，甚至免职了。如果是公安局长本人或者副局长什么的，那谁会去查？
赵德良说，那按你这样说，就没办法了？
滕明说，我只是就事论事。怎么说呢？我的手里，其实早就有一长串名单，这些人，有些表面上是大投资商，受到当地政府的全力保护，有些是当地官员的亲戚、朋友甚至子女，据我所知，至少在三到四个市，这种情况就非常突出。有的市，市委书记的儿子和公安局长的儿子，就是当地黑恶势力的头子。他们组织卖淫，逼良为娼，到南部去贩运假钞回到当地销售，简直可以说无恶不作，罄竹难书。如果到当地去走一走，当地市民，全都清楚这些事，可就是没办法。市委书记和公安局长在上面罩着，谁敢动？
滕明说，如果真要下决心，有一种办法也许可以。可以交叉办案。省里成立一个大专家组，再在大专案组下面，每个市成立一个专案组。专案组的组长，就是公安局长。但是，不是本市的公安局长，而是从别的市交换过来的公安局长。比如陵丘市公安局长，调到德山市去，岳衡市的，调到陵丘来。而每个专案组，都封闭集中，所有电话，一律集中管理，用一切办法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同时，在专案组内部，还可以成立一个督察小组，专门负责联络以及保密工作。
赵德良说，这个建议很好。杨厅长，我看是不是这样，你们尽快拿一个全省扫黑行动的执行方案来，常委会讨论之后，就开始执行，争取国庆节前，还江南人民一片光明的净土。让我们过一个舒心的国庆节。
第二天一早，就像秘密而来一样，杨泰丰等人，又秘密地回去了。赵德良继续他的调研行程，似乎没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秘密会议。
然而，到了第三天，唐小舟便不断地接到电话，问他，省里是不是要进行一次扫黑行动。唐小舟暗吃一惊，本能地觉得，一定是公安厅的那帮人泄露出去的，甚至觉得，杨泰丰或许不可能泄露，滕明和雷吾他似乎是坚定的扫黑派，他们应该也不会泄露。一个一个排除的结果，似乎除了翁秋水，再不可能是别人。
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唐小舟有意和那些打电话的人闲扯，东一句西一句套他们的话。结果他发现，除了扫黑这一点之外，那些人并不知道任何实质内容。这就让唐小舟觉得，泄露消息的，很可能不是公安厅那帮人，而是省委办公厅的人。
为什么是省委办公厅的人？当晚参加会议的，仅仅只有他和赵德良，省委办公厅，应该不会有别人知道此事。如果这样想，那就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当晚，余丹鸿去了原江酒店，他甚至在大门口碰到了冯彪，和冯彪说了几句话才离开。返回时，赵德良问过冯彪，冯彪将所有出现在那里的熟人，一一列出。唐小舟想到，余丹鸿既然知道赵德良去了原江酒店，大概也不会就此罢休，他一定调查过，当天晚上，原江酒店发生过一些什么重要的事，也就很容易查清楚，杨泰丰带着公安厅一个小组，秘密地在此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便又悄然离去。只要了解此事，便不难想到，杨泰丰的陵丘之行，一定与赵德良有关。
省公安厅厅长带着政治部副主任、宣传处长、治安处长、刑侦处长等人，浩浩荡荡来了陵丘，却又不惊动地方任何人，所为何事？为了一件很大的案子？绝对不会。无论怎样大的刑事案，毕竟也是刑事案，没有必要搞得如此神秘，更没有必要集中如此之多的人。更何况，省内所有的大案，作为秘书长的余丹鸿，自然是清楚的。将这所有的信息综合起来，甚至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赵德良的第二次下乡调研，其实只不过是个幌子，真正的目的，恰恰是在陵丘与公安厅的这几个人会面。
至此，要得出一个结论，就一点都不难了。
赵德良此行，一定是在部署一次大行动。什么样的大行动，要如此神秘，又动用公安高层？除了扫黑，大概不可能再有第二件事。
这似乎也说明，那些打给唐小舟的电话，其实也是一种试探。
唐小舟意识到，这个消息泄露，对于自己来说，未尝不是一次机会。某些官员不是老喜欢栽刺吗？他何不趁着这个机会，在赵德良的心中，也栽进去两根刺？
接下来几天，除了陪赵德良调研，他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很小心地掌握一些证据，以便为我所用。
调研回来的那天晚上，赵德良没有去办公室，而是直接回了家。唐小舟知道，赵德良有好多天没有练字了，一定手痒，回家后，肯定会练字，而且比平常练的时间会更长。正是趁着赵德良练字的时候，他将自己想说的话，小心地编辑一番，告诉了赵德良。
他站在赵德良面前，双手拖着宣纸，说，最近几天，好几个人给我打电话，好像扫黑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赵德良正在写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第，才刚刚开了个头，听了他的话，顿时停下了笔，问道，怎么回事？章唐小舟说，具体情况，还不是十分清楚。我侧面打听过，觉得消息既有可能从当晚参加会议的人那里传出去，也有可能是办公厅的人传出去的。
赵德良略想了想，问，办公厅的人？可能吗？
唐小舟说，我分析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
赵德良说，你说。
唐小舟说，如果说，这个消息，是当晚参加会议的人传出去的，比较容易理解，毕竟这件事只有小范围内知道，把我们两人加在一起，也不超过十个人。这十个人中，我注意到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对有扫黑的态度非常坚决，正义感很强。我相信，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泄露这一消息。但是，好像还有个别人不希望全省扫黑，甚至认为江南省不存在黑恶势力。这类人，是真的不了解情况，还是有别的目的？很难说。如果消息从这里传出去，这类人，可能性更大一些吧。
这话，是唐小舟射出的第一颗子弹，这颗子弹射向的是翁秋水。早在他当省委书记秘书之前，就听到一种说法，翁秋水可能要当副厅长。他甚至有理由相信，翁秋水之所以轻而易举给自己戴了一顶绿帽子，恰恰因为他有可能当副厅长，而谷瑞丹对他手中的权力，寄予厚望。提升一个副厅长，那是一定要上省委常委会的，唐小舟此时在赵德良心中栽下一根刺，将来讨论翁秋水的副厅长问题时，这根刺，很可能起作用。
赵德良显然很重视此事，手中的笔已经停了，并没有写字。见他不再往下说，便问，你说说，省委办公厅是怎么回事？
唐小舟说，表面上看，省委办公厅的人，除了我，再不可能有第二个人知道此事。仔细想一想，如果有人很想知道当晚的事，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除了通过当晚参加会议的人口中传出这一渠道，还可以通过分析推理的办法，得到一个推论。
赵德良问，分析推理？你怎么分析推理？
唐小舟说，如果知道两件事，要推断出这种结果，并不难。第一件事，当天下午，杨厅长等一行人秘密地住进了原江酒店。要了解这件事并不难，只要有心去查，一定能够得到结果。第二件事，杨厅长他们住进原江酒店干了些什么，会过哪些人。
这是唐小舟射出的第二颗子弹，这颗子弹的目标是余丹鸿。是不是所有人知道了这两件事，都可以得出赵德良要扫黑的判断？绝对不可能，得出这一判断，必须有足够的信息支持。掌握这些信息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省委秘书长。唐小舟甚至相信，这个消息，就是从余丹鸿那里传出的。
话只能说到这里，不能再往下说了。
和领导说话，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许多时候，领导需要秘书给他们提供很多信息，以便从另外的角度了解一些事情，给自己分析判断时，提供一些特别的观察点。更多的时候，领导却会选择性倾听，比如说，你所说的话，恰好是他希望听到的或者希望了解的，他不仅会听进去，而且会十分认真对待。你所说的话，是他不想听到的或者根本不愿听到的，领导便会选择性忽略。而有些话，有可能是领导反感的，你说了，领导便会对你产生想法看法，从而改变对你的印象。这就不是选择性忽略的问题，而且物及必反了。
跟了领导几个月，唐小舟很快总结出了和首长说话的要诀。第一，你必须是一部内存强大的记忆库，随时准备首长的检索。就像百度知道一样，首长问到任何问题，你都得给出一个客观的答案。首长不需要的时候，你不仅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根本就不存在。第二，你必须是一台超卓的智能过滤器。首长也是人，也有人的弱点，不可能将所有的问题都看到想到，所以，许多时候，首长还是需要别人对他说些什么的。到底说什么，学问就大了，你不仅要从大量的信息中提取那些首长可能感兴趣的话题，还要认真组织语言，做到不多说一句不少说一句。第三，你必须是一台高配置的处理器。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你可能希望告诉首长一些东西，甚至影响首长对某件事的看法。但对这类事，首长往往异常警惕，稍不留神，首长可能对你产生反感。你只能对这类信息小心处理，然后夹带在一些首长需要的其他信息中，极其隐蔽地输送给首长。
古俗语中说，言多必失。对于首长秘书来说，尤其如此。
唐小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仅仅只说了这么几句，不再往下说了。如果赵德良主动问起，他会继续说几句。见赵德良不再问此事，而是开始练字，便打住了话头。唐小舟曾想过，接收这个信息后，赵德良一定会采取某种行动。他甚至将自己摆在赵德良的位置思考过，认为接下来的几天，赵德良会将这件事摆明，要么召开常委会，公开讨论此事，要么分别找几位常委谈话，先可以谈些别的话题，将这最关键的话题，隐藏在其他看似重要实则无关紧要的话题之中。取得绝大多数人同意之后，才摆明自己的态度。
随后的几天，赵德良似乎忘了这件事一般，再没有提起。唐小舟因此以为，赵德良是在等待公安厅提供的方案。
两个星期后，公安厅的方案送来了。唐小舟认为，赵德良一定是在等这个方案，所以在第一时间送到了他的案头，并且还想当然地告诉他，公安厅的方案来了。
赵德良对于他的这句特别强调，甚至都没有哼一声。因为长时间没有得到批复，唐小舟便觉得，首长的心事，真的是难以琢磨。他似乎在等什么，可是，到底等什么呢？
有一天，他将当晚会议的记录拿出来看，上面记得很清楚，赵德良强调过要过一个干净的国庆节，那也就是说，赵德良最初的打算，是雷厉风行、速战速决，争取在国庆节前解决问题。可现在已经是九月底了，就算是立即开始行动，别说是国庆节前，恐怕国庆节一个月后，都难以收网。他很... -->>
滕明说，真话更简单，蘑菇撑起一把伞，伞下面肯定就有阴影，大蘑菇下面有大阴影，小蘑菇下面有小阴影。阴影是黑色的，你说，那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最容易生长的是什么？自然就是腐败，就是犯罪。我负责全省的治安工作，你作为省委书记，如果问我，江南省有没有黑社会？我肯定地回答你，有。你问我，有多少？我告诉你，我说，我不知道。你可能问我为什么不知道。我刚才已经说了，大蘑菇下面有大阴影，小蘑菇下面有小阴影。这些阴影是怎么形成的？是因为上面的那个蘑菇。我说话也许有些人不爱听。我们目前的官员制度，其实和封建社会的差不多，说穿了，也就是官吏制度，官的权力很大，且基本不受约束。吏呢？从属于官，对官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表面上看，我们的官员制度是有约束的，而实际上，约束官员的人，都是吏。吏又怎么可能监督或者约束得了官？所以，只要是官，便可以为所欲为。权力如果受到约束，权力就是一根电线杆，就算电线杆的下面产生阴影，那阴影也非常有限。相反，权力一旦失去了约束，权力就变成了大蘑菇，变成了一把大伞，那下面的阴影有多大，就要看上面那把伞有多大了。许多情况，我不说，大家也都心知肚明。权力的田野里，长出几株毒蘑菇，大概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所有的农民都知道这一点，不过，农民们很小心，他们会在第一时间，把这些毒蘑菇铲除。但我们的权力责任田里，如果长出了毒蘑菇，坦率地说，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很好的处理办法。或者说，我们也许根本就没有想过从根处理。
赵德良说，按你这样说，黑恶势力在我省还非常严重？
滕明说，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但我是这样认为的。各地都有一些利益团体，这些团体，一方面有权力对他们进行保护，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各种违法犯罪手段，获取利益最大化，并以此回报权力。所以说，每个黑恶势力的背后，肯定有一株毒蘑菇，甚至是一个毒蘑菇群。我们治安处我想甚至包括刑侦处，手里有非常多的案卷，这些案子，大多数成为了悬案。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完全按照法律程序办案，这些案子，早就破了。事实上，这些案子，至今悬在那里，有些悬了好几年。我们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基本事实早已经查清楚了，涉及一些什么人，我们也是明白的。可是，我们就是无法执行。为什么无法执行？因为毒蘑菇。
赵德良转向其他人，问道，你们认同这种观点吗？
翁秋水说，这有点太夸张了吧？这岂不是把我们的社会，说得漆黑一团？
雷吾他说，滕处长所说，虽然有点让人难以接受，据我的了解，至少也可以算是部分事实吧。在有些地方，确实如此。我在刑侦部门，可能和滕处长的治安部门感受一样，有些案子，只要涉及这样的黑恶势力，肯定就办不下去，就会成为悬案。有个别案子，遇到我们的公安人员非常正直，冒着各种风险，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结果，水可能落了，石却不一定出来。我们甚至明明知道某些犯罪嫌疑人就在那里，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甚至每隔一段时间，会在电视报纸上露面，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执行。现在的积案悬案为什么居高不下？除了我们办案部门自身的素质以外，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那就是背后的保护伞在起作用。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件案子，我们只要出过现场，基本可以得出一个判断，这件案子，是否与黑恶势力有关。预感很快就会变成现实，涉黑案件，就像一艘破船，你补了这个漏洞，还有另一个漏洞。很多的漏洞，让你补不完。
赵德良转过头，看着杨泰丰说，杨厅长，既然是这么个情况，省厅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杨泰丰说，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厅党组开会的时候，也曾很多次涉及这一话题，也曾向政法委多次反映过，我们下不了这个决心。
赵德良问，下不了这个决心？为什么？
杨泰丰说，刚才几位同志也说了，黑恶势力，肯定不可能单独存在，它一定要依附于权力。权力和黑恶势力，可以说是二位一体。单纯的扫黑，黑恶势力的根基还在，就像那首诗所写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改一下来形容黑恶势力，再贴切不过。黑恶势力就是原上草，只要脚下的土壤还存在，火肯定是烧不尽的。斩草就要除根，根不除，斩草的意义十分有限。
赵德良说，好了，有关这个问题，我已经清楚了。那么下面，大家来谈一谈另一个问题，怎么办？
滕明已经说开了，显然再没有顾忌。他说，这个问题，要说好办也好办，要说难办，也难办。好办，其实各地的黑恶势力，都是在面上的。更多的这类团伙，仗着背后有硬后台，有强靠山，甚至连遮羞布都不要，明火执仗。这类团伙的种种劣迹恶行，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相当一部分黑恶势力的情况，我们是完全掌握的。就算还有些不十分清楚，调查的难度并不大。要说难呢？那也确实难，谁去查？当地公安局？这种黑恶势力的后台，可能就是公安局长的上司，甚至有可能与公安局长关系极为密切或者根本就是公安局长本人。如果是公安局长的上司，公安局长敢查吗？能查吗？他这里刚开始查，一纸调令，把他调开了，甚至免职了。如果是公安局长本人或者副局长什么的，那谁会去查？
赵德良说，那按你这样说，就没办法了？
滕明说，我只是就事论事。怎么说呢？我的手里，其实早就有一长串名单，这些人，有些表面上是大投资商，受到当地政府的全力保护，有些是当地官员的亲戚、朋友甚至子女，据我所知，至少在三到四个市，这种情况就非常突出。有的市，市委书记的儿子和公安局长的儿子，就是当地黑恶势力的头子。他们组织卖淫，逼良为娼，到南部去贩运假钞回到当地销售，简直可以说无恶不作，罄竹难书。如果到当地去走一走，当地市民，全都清楚这些事，可就是没办法。市委书记和公安局长在上面罩着，谁敢动？
滕明说，如果真要下决心，有一种办法也许可以。可以交叉办案。省里成立一个大专家组，再在大专案组下面，每个市成立一个专案组。专案组的组长，就是公安局长。但是，不是本市的公安局长，而是从别的市交换过来的公安局长。比如陵丘市公安局长，调到德山市去，岳衡市的，调到陵丘来。而每个专案组，都封闭集中，所有电话，一律集中管理，用一切办法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同时，在专案组内部，还可以成立一个督察小组，专门负责联络以及保密工作。
赵德良说，这个建议很好。杨厅长，我看是不是这样，你们尽快拿一个全省扫黑行动的执行方案来，常委会讨论之后，就开始执行，争取国庆节前，还江南人民一片光明的净土。让我们过一个舒心的国庆节。
第二天一早，就像秘密而来一样，杨泰丰等人，又秘密地回去了。赵德良继续他的调研行程，似乎没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秘密会议。
然而，到了第三天，唐小舟便不断地接到电话，问他，省里是不是要进行一次扫黑行动。唐小舟暗吃一惊，本能地觉得，一定是公安厅的那帮人泄露出去的，甚至觉得，杨泰丰或许不可能泄露，滕明和雷吾他似乎是坚定的扫黑派，他们应该也不会泄露。一个一个排除的结果，似乎除了翁秋水，再不可能是别人。
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唐小舟有意和那些打电话的人闲扯，东一句西一句套他们的话。结果他发现，除了扫黑这一点之外，那些人并不知道任何实质内容。这就让唐小舟觉得，泄露消息的，很可能不是公安厅那帮人，而是省委办公厅的人。
为什么是省委办公厅的人？当晚参加会议的，仅仅只有他和赵德良，省委办公厅，应该不会有别人知道此事。如果这样想，那就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当晚，余丹鸿去了原江酒店，他甚至在大门口碰到了冯彪，和冯彪说了几句话才离开。返回时，赵德良问过冯彪，冯彪将所有出现在那里的熟人，一一列出。唐小舟想到，余丹鸿既然知道赵德良去了原江酒店，大概也不会就此罢休，他一定调查过，当天晚上，原江酒店发生过一些什么重要的事，也就很容易查清楚，杨泰丰带着公安厅一个小组，秘密地在此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便又悄然离去。只要了解此事，便不难想到，杨泰丰的陵丘之行，一定与赵德良有关。
省公安厅厅长带着政治部副主任、宣传处长、治安处长、刑侦处长等人，浩浩荡荡来了陵丘，却又不惊动地方任何人，所为何事？为了一件很大的案子？绝对不会。无论怎样大的刑事案，毕竟也是刑事案，没有必要搞得如此神秘，更没有必要集中如此之多的人。更何况，省内所有的大案，作为秘书长的余丹鸿，自然是清楚的。将这所有的信息综合起来，甚至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赵德良的第二次下乡调研，其实只不过是个幌子，真正的目的，恰恰是在陵丘与公安厅的这几个人会面。
至此，要得出一个结论，就一点都不难了。
赵德良此行，一定是在部署一次大行动。什么样的大行动，要如此神秘，又动用公安高层？除了扫黑，大概不可能再有第二件事。
这似乎也说明，那些打给唐小舟的电话，其实也是一种试探。
唐小舟意识到，这个消息泄露，对于自己来说，未尝不是一次机会。某些官员不是老喜欢栽刺吗？他何不趁着这个机会，在赵德良的心中，也栽进去两根刺？
接下来几天，除了陪赵德良调研，他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很小心地掌握一些证据，以便为我所用。
调研回来的那天晚上，赵德良没有去办公室，而是直接回了家。唐小舟知道，赵德良有好多天没有练字了，一定手痒，回家后，肯定会练字，而且比平常练的时间会更长。正是趁着赵德良练字的时候，他将自己想说的话，小心地编辑一番，告诉了赵德良。
他站在赵德良面前，双手拖着宣纸，说，最近几天，好几个人给我打电话，好像扫黑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赵德良正在写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第，才刚刚开了个头，听了他的话，顿时停下了笔，问道，怎么回事？章唐小舟说，具体情况，还不是十分清楚。我侧面打听过，觉得消息既有可能从当晚参加会议的人那里传出去，也有可能是办公厅的人传出去的。
赵德良略想了想，问，办公厅的人？可能吗？
唐小舟说，我分析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
赵德良说，你说。
唐小舟说，如果说，这个消息，是当晚参加会议的人传出去的，比较容易理解，毕竟这件事只有小范围内知道，把我们两人加在一起，也不超过十个人。这十个人中，我注意到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对有扫黑的态度非常坚决，正义感很强。我相信，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泄露这一消息。但是，好像还有个别人不希望全省扫黑，甚至认为江南省不存在黑恶势力。这类人，是真的不了解情况，还是有别的目的？很难说。如果消息从这里传出去，这类人，可能性更大一些吧。
这话，是唐小舟射出的第一颗子弹，这颗子弹射向的是翁秋水。早在他当省委书记秘书之前，就听到一种说法，翁秋水可能要当副厅长。他甚至有理由相信，翁秋水之所以轻而易举给自己戴了一顶绿帽子，恰恰因为他有可能当副厅长，而谷瑞丹对他手中的权力，寄予厚望。提升一个副厅长，那是一定要上省委常委会的，唐小舟此时在赵德良心中栽下一根刺，将来讨论翁秋水的副厅长问题时，这根刺，很可能起作用。
赵德良显然很重视此事，手中的笔已经停了，并没有写字。见他不再往下说，便问，你说说，省委办公厅是怎么回事？
唐小舟说，表面上看，省委办公厅的人，除了我，再不可能有第二个人知道此事。仔细想一想，如果有人很想知道当晚的事，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除了通过当晚参加会议的人口中传出这一渠道，还可以通过分析推理的办法，得到一个推论。
赵德良问，分析推理？你怎么分析推理？
唐小舟说，如果知道两件事，要推断出这种结果，并不难。第一件事，当天下午，杨厅长等一行人秘密地住进了原江酒店。要了解这件事并不难，只要有心去查，一定能够得到结果。第二件事，杨厅长他们住进原江酒店干了些什么，会过哪些人。
这是唐小舟射出的第二颗子弹，这颗子弹的目标是余丹鸿。是不是所有人知道了这两件事，都可以得出赵德良要扫黑的判断？绝对不可能，得出这一判断，必须有足够的信息支持。掌握这些信息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省委秘书长。唐小舟甚至相信，这个消息，就是从余丹鸿那里传出的。
话只能说到这里，不能再往下说了。
和领导说话，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许多时候，领导需要秘书给他们提供很多信息，以便从另外的角度了解一些事情，给自己分析判断时，提供一些特别的观察点。更多的时候，领导却会选择性倾听，比如说，你所说的话，恰好是他希望听到的或者希望了解的，他不仅会听进去，而且会十分认真对待。你所说的话，是他不想听到的或者根本不愿听到的，领导便会选择性忽略。而有些话，有可能是领导反感的，你说了，领导便会对你产生想法看法，从而改变对你的印象。这就不是选择性忽略的问题，而且物及必反了。
跟了领导几个月，唐小舟很快总结出了和首长说话的要诀。第一，你必须是一部内存强大的记忆库，随时准备首长的检索。就像百度知道一样，首长问到任何问题，你都得给出一个客观的答案。首长不需要的时候，你不仅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根本就不存在。第二，你必须是一台超卓的智能过滤器。首长也是人，也有人的弱点，不可能将所有的问题都看到想到，所以，许多时候，首长还是需要别人对他说些什么的。到底说什么，学问就大了，你不仅要从大量的信息中提取那些首长可能感兴趣的话题，还要认真组织语言，做到不多说一句不少说一句。第三，你必须是一台高配置的处理器。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你可能希望告诉首长一些东西，甚至影响首长对某件事的看法。但对这类事，首长往往异常警惕，稍不留神，首长可能对你产生反感。你只能对这类信息小心处理，然后夹带在一些首长需要的其他信息中，极其隐蔽地输送给首长。
古俗语中说，言多必失。对于首长秘书来说，尤其如此。
唐小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仅仅只说了这么几句，不再往下说了。如果赵德良主动问起，他会继续说几句。见赵德良不再问此事，而是开始练字，便打住了话头。唐小舟曾想过，接收这个信息后，赵德良一定会采取某种行动。他甚至将自己摆在赵德良的位置思考过，认为接下来的几天，赵德良会将这件事摆明，要么召开常委会，公开讨论此事，要么分别找几位常委谈话，先可以谈些别的话题，将这最关键的话题，隐藏在其他看似重要实则无关紧要的话题之中。取得绝大多数人同意之后，才摆明自己的态度。
随后的几天，赵德良似乎忘了这件事一般，再没有提起。唐小舟因此以为，赵德良是在等待公安厅提供的方案。
两个星期后，公安厅的方案送来了。唐小舟认为，赵德良一定是在等这个方案，所以在第一时间送到了他的案头，并且还想当然地告诉他，公安厅的方案来了。
赵德良对于他的这句特别强调，甚至都没有哼一声。因为长时间没有得到批复，唐小舟便觉得，首长的心事，真的是难以琢磨。他似乎在等什么，可是，到底等什么呢？
有一天，他将当晚会议的记录拿出来看，上面记得很清楚，赵德良强调过要过一个干净的国庆节，那也就是说，赵德良最初的打算，是雷厉风行、速战速决，争取在国庆节前解决问题。可现在已经是九月底了，就算是立即开始行动，别说是国庆节前，恐怕国庆节一个月后，都难以收网。他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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